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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建立新的政体科学——《公天下》书评

2013年02月21日 10:22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秋风

 

作者:吴稼祥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社间:2013年1月

文/秋风

凤凰网读书频道《读药》周刊独家专稿,如无授权,请勿转载。

《公天下》的重要贡献在于,尝试基于中国丰富的历史,构建现代的政体科学。由此,吾土吾民过去几千年间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政治努力,对于今天的我们,终于具有了意义。

这种思路本身是突破性的。略微回顾一下百年中国人政治思考之历史,即可看清这一点。

尧舜时代是自觉的中国文明的开端。在这一肇始的时刻,一组伟大的治理理念和制度,华夏治理之道凝定。此后,中国人沿着这个治理之道,进行了广泛的政体探索,如三代尤其是周代的封建,战国时代的王权制,法家构建的秦制,董仲舒-汉武帝更化所形成的“霸王道杂之”体制,也即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现代中国实行过的政体,也丰富多彩。这些足以构成今人关于政治的思考之重要材料,亦可见立宪者、立法者之思考,

另一方面,至少从孔子开始,围绕着如何达成优良社会治理,中国就有自觉的思想、学术活动。此后两千多年,贤哲迭出,形成了丰富而源远流长的政治思想传统,它体现在历史学、政治学、政治哲学等知识体系中,其中自有一套问题意识、基本概念、推理模式等,构成完整的学术“范式”——当然,在历史过程中,范式也在不断调整。

二十世纪初,中国人开始建立现代制度和旨在为建立制度提供服务的现代学术体系。张之洞等主流儒家士大夫十分清醒,在制度和学术两个领域,都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原则。回顾过去百余年国人政治思考之历史,可以发现这么一个现象:最为杰出的现代人在思考政治问题时多能坚持这一原则,如陈寅恪、钱穆先生之史学,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等先生的新儒学,以为最为重要的是,为现代政治之正宗的康有为、孙中山、蒋中正等人所建构的政治哲学和政体科学。

这些保守主义的立宪者、学者之政治思考,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从中国的政治经验中探究合理的现代制度架构。其中最为杰出者当属孙中山先生的宪法设计,包括国民大会制度、五院制构想。此构想自然受启发于西方宪法,同时也源于对中国考试、监察制度的反思。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在其历史研究中,也对历史上反复地建立合理制度的主体——儒家士人群体,给予特别重视,钱穆先生提出“士人政府”概念。余英时先生在此基础上揭示宋代政治中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之宪制。这些基于中国经验的政治思考,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政治意义。

第二,自觉地延续、发展中国既有学术体系。保守主义立法者、学者在思考政治问题时,通常有意识地引入古代贤哲讨论的问题、词汇和推理方式。比如,牟宗三先生在“新外王”三书中,深入地讨论陆贾即提出的“打天下”问题。先生也将道字引入政治哲学中,讨论政道、治道。陈寅恪、汤用彤等先生对中古佛教传入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也试图总结文化交流的一般模式,进而讨论中国在开放环境中构建现代秩序的一般理论。

不过,现代中国的政治思考,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就存在一个支流:不加反思地全盘引入西方既有的制度和学术体系。这些人士是达尔文主义的信徒,强调古今之别,突出中西之别。他们相信,中国面临的任务是走入现代,而现代完全不同于古代,中国文明固有之制度和理念,因为属于古代,而不具有正当性。这些制度和学术已经死亡,甚至更糟糕,它们构成了现代化的障碍,必须彻底摧毁。中国的制度和学术必须从头再来。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公天下》 政体科学 吴稼祥 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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