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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方人谈论中国时,他们在谈什么——评《大汗之国》

2013年11月01日 17:53

在导论部分,史景迁把书中的内容,称为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观测”。史氏明言,“观测”是从航海者和探险家那里借来的专有名词。在他们所处环境下进行的观测,是“短暂而断断续续的,只要逮着机会就要确定自己的位置,观察者借观看预期的目的地而发现自己”。通过这一“借用”,史景迁希望读者们明白,观测的目的,在于更好的发现自己。

《大汗之国》中充满了各式各样对中国的“观测”。其中既有马戛尔尼审慎的报告,也有简·艾德金斯书信中的异国生活,也包括绿蒂笔下绮丽飘渺的中国风情。那么,当这些不同时代的西方人在谈论中国时,他们在谈论什么?

书中随处可见且格外引人注意的,首先便是许多让人不由会心一笑的历史细节。例如,经过1659至1644年间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多明我会修士闵明我这样告诉他的西方读者:“中国人善于模仿”,“所有的欧洲货物,他们只要见过,,都可以模仿的惟妙惟肖。他们在广东省复制了好几样东西,因为毫无瑕疵,就以从欧洲进口的名义卖到内地去了”。这种细腻的笔调和复述方式,贯穿全书始终。

尽管没有试图包罗这一主题的“万象”,史景迁还是梳理出了一条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史”的演进脉络。在马可波罗和传教士时代便定好的基调上,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逐渐从充满异域风情和异教色彩,代表着精致与奢侈、危险与刺激和不可捉摸的国度,渐而成为道德体系的异类、极权体制乃至激进政治风潮的代表,从颇富浪漫主义的口吻走向批判甚或同情。这样的转变,不仅与双方大量的直接接触的增多和频繁交流密切相关,也暗合西方思想界的历史转向。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谈论中国 汗之国 史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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