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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汉学研究批评:西方中心论VS中国中心论


来源:凤凰网读书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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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西方在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形成一种以西方视角看待中国发展变化的逻辑。其代表观点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理论。同时,随着对中国研究的深入,以柯文为代表的汉学家对“冲击——反应”理论进行批判,认为应该从中国自身社会的发展来分析判断,即中国中心论观点。两种观点都是研究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范式。而在学术上一生求新的魏斐德不满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说”宏大模式,在研究范式上进行了自己的转向。而回视中国史学研究进程,从60年代中期魏斐德初入学界到21世纪头十年,亦是中国学界质问与摆脱冲击-反应模式,开创以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为主导的新潮流之四十年,而魏斐德引领了这一学术新走向。


书名:剑桥中国晚清史

作者: [美]费正清(编) / [美]刘广京(编)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副标题: 1800-1911年

译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

出版年: 2006-12-01

丛书: 剑桥中国史

西方中心观的构建:“冲击一反应”理论

——以费正清《剑桥晚清史》为例

《晚清史》所理解的1800-1911年的中国是一个“突然中落的巨变”的特殊时期,而造成其特殊性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西方的出现和影响日益深远。由于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近代文明是“冰炭小相容的”,所以在而对西方的冲击时“毫无应变的准备”,表现为“比较古老和变化比较缓慢的文明在较现代的史有生气的文明前步步退却”。由此,《晚清史》的作者们把晚清的历史变化理解为庞大中央帝国在西方文明不断强大的冲击下被迫做出笨拙的、充满隋性的回应,从而使“中国在十九世纪的经历成了一出完全的悲剧,成了一次确是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崩溃和衰落的过程”。

在这个基调上,全书的叙述就以西方的冲击为主要线索,用了近半的章节描述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交往情况。具体地说,西方的冲击一开始发生在商业贸易领域,接着是军事和外交领域,再接着是技术及技术人才的培养领域,最深刻的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包括基督教思想和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相应的,中国被迫接受了条约制度,从军事领域开始进行主动改革,同时应对国内的各种叛乱。在这个过程中,国内的经济活动和社会阶级构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进而产生思想观念上的变化,最终开始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革命而不是改良的方式以建立近代化的民族国家。

根据上述线索,《晚清史》章节编排小像一般的编年史严格按时间维度面面俱到,而是有选择地对能表现中西文明冲突的历史内容进行专题性的叙述和分析。首先描述和归纳中国原有文明的特征和在冲突到来前夕的处境(上卷第一、二、三章)。接着根据文明冲突的发生层而,展开了多方面的叙述和分析。具体安排了以卜章节:贸易及由此导致的军事冲突使中外条约制度初步确立(上卷第四、五章);条约制度的确立带来了异质的基督教文化的冲击,这成为太平军叛乱的部分原因(上卷第六章),同时作者还专门用了一章(上卷第十一章)来描述基督教文化给中国带来的冲击;作为对西方军事冲击的回应,并由于在镇压太平军叛乱的过程中直接利用了西方军事技术,晚清政府获得了幸存,并开始了第一次对传统的技术层而上的改革(上卷第九、十章)。

在冲突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下卷第十一章),逐渐造就了“官商”“绅商”等新的社会阶层(下卷第八章),并最终使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冲突又使中国人的观念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上(下卷第二章),这种变化导致进一步向西方学习的愿望,并结合中国传统的改革思想形成了在政治制度上进一步改革的愿望和行动(下卷第五章);维新运动的失败使改造中国的思路进一步分化,初步区分出了立宪和共和两种方案。立宪的思路在王朝自救性质的清末新政改革中得到延续(下卷第七章),但这种自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住清王朝一家一姓的统治,充满了“自取失败的矛后”,所以最后反而促使了共和革命的爆发(下卷第六章、第九章)。

以“冲击一反应”的作用模式描述中西方文明冲突的历史图景就这样被构建起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也得以体现了出来。

(文章摘自叶哲铭:在“西方中心”与“中国中心”之间,《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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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辛未]

标签:汉学研究 中国中心论 费正清 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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