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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稳定和活力是否可以兼得?

2013年03月01日 16:55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吴稼祥

六、活力之“鱼”与稳定之“熊掌”

能从上节的讨论得出结论说:理想的政治,就是负压政治吗?非也。负压出“黄金”,但也出战乱(假如控制不住,如春秋之后的战国、唐代之后的五代十国),或者出高压稳态政治(假如控制得住,如汉武帝、北宋、元、明等)。

负压之所以能出盛世,因为它释放了活力;高压稳态之所以会长毒瘤,因为它禁锢了生机。虽然既有活力又能稳定是所有政治追求的目标,但在中国四千年的政治框架里,这种状态虽然有过,但其存续时间很少超过一到两个帝王在位的时间。要活力,就要牺牲当下或未来的稳定;要稳定,不得不牺牲当下或未来的活力。

不难看出,中国政治的活力与稳定问题,从政治操作层面来看,其实是个分权与集权问题。政治不稳定或动乱时代,稳定的价值被置于优先考虑,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家就倾向于集权,倾向于肯定郡县制,否定侯国制,比如战国时期的法家、中唐安史之乱后的柳宗元等。在无法中央集权条件下,则主张“宗室”集权,如曹魏时的曹囧。有意思的倒是陆机,见西晋统一好于三国之乱及重建侯国惩于后汉专制之祸,故极力称赞五等封侯的圣王之制,但他所称赞的分封制下的西晋全国统一政权,只生存了52年。

到了宋代,中国的政体之路似乎走进了死胡同,连大儒朱熹也都进退失据。看到了宋朝高度中央集权带来的“七毒”、“两祸”横行,朱熹当然会想到封建与藩镇;但他博古通今,知天识地,不可能不知道侯国制度曾经造成的祸乱。那怎么办?朱熹想出了一个妙法:将“封建”杂建于“郡县”之间。这其实不过是对汉初体制的理想化,在他生活的年代,已经行不通了。

批判中央集权最激烈的,要算明末和清代政治思想家。这一方面是因为明朝政治特别黑暗,也因为清朝是异族少数统治汉族多数。最着名的批评者,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和袁枚等,还有被钱穆评为“300年来中国学术思想大师中的大师”的颜元。

五位大师虽然都反对中央集权制,但坚决为分封制辩护的,却只有袁枚和颜元,这里先略过不提。顾炎武沿袭朱熹,试图调和封建制与郡县制,提出在郡县制下分权,想搞县令“政治承包”;黄宗羲认为封建、郡县皆“私法”,故提出“公法”,要“君臣平等”,建议构建类似于立宪体制下的“内阁首相”制的体制;王夫之也批评封建制和郡县制皆私天下,类似黄宗羲,但更激烈,其解决方式是分权于“兵民”和“列藩”--这个主张出于“公天下”的理想,但在非立宪民主的君主制下,只能重走唐代藩镇的老路;在无君权、也无民权且只有军权的辛亥革命后,它演变成了“联省自治”,结果就是军阀混战。

这就是中国四千年来的政治困境:中央不集权,地方分权,虽有活力,但容易处于低压或负压状态,不稳定,容易“瓦解”;中央一集权,集急了,高压不稳定,容易“土崩”,而集慢点儿,最好也就是高压稳定,慢慢“癌变”。

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活力之于中国,有如孟子所说的“鱼”和“生”,而稳定则是“熊掌”和“义”,比如,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在舍活力而取稳定。难道中国真的就不能超越“负压”、“高压不稳”、“高压稳态”三种政治状态,从而达到一种更为理想的政治状态吗?

我以为能。

(摘自《公天下:多中心治理和双主体法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公天下》 吴稼祥 政治 活力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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