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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囚犯:古拉格,关押的不只是政治犯

2013年05月06日 11:51
来源:凤凰读书 作者:安妮·阿普尔鲍姆

书名:《古拉格:一部历史》

作者:[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译者:戴大洪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3

凤凰网读书频道独家授权连载内容,如无授权,请勿转载。

如果说爱情、性交、强奸和卖身是劳改营生活的一部分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怀孕和分娩也不例外。与矿山和建筑工地、林业劳动队和禁闭室、营房和运牛火车一起,产科医院和母亲劳改营也在古拉格出现了——同时出现的还有为婴幼儿开办的托儿所。

设法进入这些机构的孩子并非全都出生于劳改营。有些孩子是和母亲一道“被捕”的。关于这种做法的规定一直含含糊糊。一九三七年下达的要求逮捕“人民的敌人”的妻子儿女的行动命令明确禁止逮捕孕妇和给婴儿哺乳的妇女。另一方面,一九四○年下达的一道命令规定,孩子可以与母亲一起待一年半,“直到他们断奶为止”,到时候必须把他们送进孤儿院或者交给亲戚。

实际上,孕妇和哺乳的妇女经常遭到逮捕。在对一队刚送到的犯人进行例行检查时,劳改营的医生发现一名女犯出现了宫缩。她在怀孕七个月时被逮捕。另一名女犯娜塔莉娅·扎波罗热茨在被押解上路时已经怀孕八个月:经过火车和卡车车厢的一路颠簸,她产下了一个死婴。艺术家兼回忆录作者叶夫罗西妮娅·克尔斯诺夫斯卡雅帮助接生过一个婴儿,这个婴儿竟然是在押运火车上出生的。

幼小的孩子也与他们的父母一起“被捕”。二十年代被捕的一名女犯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封语言尖刻的谴责信,感谢他“逮捕”了她三岁大的儿子:她说,监狱更适合作为孩子的家,她把监狱称为“制造天使的工厂”。在两次大规模流放的浪潮中,实际上有数十万儿童与他们的父母一起被捕,第一次是三十年代初期对富农的流放,第二次是二战期间以及战后对“敌对”民族和侨民的流放。

对于这些儿童来说,新的遭遇所带来的冲击将会终生伴随着他们。一名波兰囚犯回忆说,她所在牢房的一个女人带着一个三岁的儿子:“孩子很乖,但是孱弱而沉默。我们尽量用故事和童话逗他高兴,而他却不时地打断我们说,‘我们是在坐监狱,不是吗?’”

许多年以后,一个流放富农的儿子回忆了在运牛火车上所经受的磨难:“人变成了牲口……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们走了多少天。在我们那个车厢里,有七个人饿死了。我们到了托木斯克,他们让我们几家人下车。他们还卸下了几具尸体,有小孩的,也有年轻人和老年人的。”

尽管吃苦受罪,仍有女犯在劳改营服刑期间故意——甚至是玩世不恭地——使自己怀孕。她们通常是女职业罪犯,或者是罪行轻微的犯人。这些人希望通过怀孕可以不去干重活儿,同时吃到稍微好一点的伙食,而且可能受益于对有小孩的女犯定期实行的特赦。这种特赦——例如,一九四五年实行过一次,另一次在一九四八年——一般不适用于犯了反革命罪的女囚犯。“通过怀孕你可以活得容易些,”作为对女囚犯为什么愿意与看守上床的一种解释,柳德米拉·哈恰特良这样对我说。

另一名女囚犯回忆说,听到一则关于有婴儿的女囚犯——在监狱俚语中叫奶妈——将被全部释放的传闻以后,她想方设法怀了孕。获准与丈夫会见之后怀了孕的娜杰日达·约费写道,与她一起住在马加丹的“奶妈营房”的那些犯人简直“没有一点母性”,只要可能,她们就丢下自己的婴儿不管。

不是所有发现自己在劳改营里怀了孕的女囚犯都想把孩子生下来,这可能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对于是否应该允许女犯堕胎,古拉格当局似乎一直举棋不定,有时允许,有时却给试图堕胎的女犯加刑。因为有关的记载极为罕见,所以一点也不清楚他们通常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在多次采访和许多回忆录中,我只听到或看到过两次对这种事情的描述。在一次采访中,安娜·安德烈耶娃跟我讲过一名女囚犯,她“把几根钉子塞进自己的体内,接着在缝纫机前坐下来干活儿。最后她开始大出血”。另一名女囚犯描述了劳改营的一个医生试图为她终止妊娠的情形:

想像一下那种场面吧。那是在晚上,天已经黑了……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正在设法帮我流产,用他的手,涂上碘酒,没有器械。可是他太紧张了,所以一直没有成功。我痛得喘不过气来,但是为了不让别人听见,我忍住疼痛一声不吭。“停下来吧!”我终于忍不住疼痛喊了起来,整个过程因此中断了两天。最终,所有东西都出来了——胎儿,同时带着许多血。这就是我永远做不成母亲的原因。

不过,想要孩子的女囚犯也大有人在,但是她们的命运同样悲惨。人们多次提到那些在劳改营里生孩子的女人的自私和唯利是图,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哈娃·沃洛维奇的故事。沃洛维奇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政治犯,她在劳改营里非常孤独,因此考虑生一个孩子。尽管哈娃并不特别爱孩子的父亲,叶列昂诺拉还是于一九四二年出生在一个没有母亲专用设施的劳改营里:

那里有三个母亲,在营房里给了我们一个自己的小房间。臭虫像沙子一样从屋顶和墙上往下掉;我们整夜都要从孩子们身上把它们掐死弄掉。白天我们必须出去干活儿,把婴儿留给我们能够确定不去干活儿的老年女犯照看;她们总是偷吃我们留给孩子的食物,一点也不感到害臊。

然而,沃洛维奇写道,

整整一年时间,每天晚上我都坐在孩子的小床旁边,把臭虫一个个掐死并且默默地祈祷。我祈求上帝,哪怕把我的苦难延长一百年,也不要让我与我的女儿分开。我祈祷将会与她一起获释,即使因此成为乞丐或残废。我祈祷我能把她抚养成人,即使为此我不得不向人卑躬屈膝乞求施舍。但是上帝没有回应我的祈祷。当我的宝宝刚刚开始学步时,当我刚刚听到她所说的第一句话——那一句美妙温馨的“妈妈”——时,不顾冬天的严寒,他们把衣衫褴褛的我们塞进一辆货车转送到了“母亲劳改营”。在那里,我的长着满头金色卷发的矮胖小天使很快变成一个苍白的幽灵,眼睛下面有乌青的阴影,嘴唇全部都烂了。

沃洛维奇最初被安排在一个林业劳动队,后来又被派到一个锯木厂干活儿。晚上,她带回去一小捆木柴送给托儿所的保育员。作为交换,她被允许在正常探视时间之外去看女儿。

我见过保育员早晨叫孩子们起床。她们总是连拉带拽硬把孩子从冷冰冰的床上弄起来……对孩子们又打又骂。她们脱掉孩子们的睡衣,用冷冰冰的水给他们洗漱。孩子们甚至不敢哭喊。他们像老人一样轻轻地抽着鼻子,发出低低的叫声。

这种让人难受的声音天天都从小床上发出。已经大得可以坐起来或者爬行的孩子总是仰面躺着,他们的膝盖顶着肚子,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像压低的鸽子的咕咕叫声。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苏联 古拉格 劳改营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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