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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囚犯:古拉格,关押的不只是政治犯

2013年05月06日 11:51
来源:凤凰读书 作者:安妮·阿普尔鲍姆

一名保育员规定照管十七个孩子,这意味着她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为所有孩子更换尿布并喂饭,更不用说给他们以适当的照料了:

保育员从食堂拿来一碗冒着热气的粥,把粥分到一个一个盘子里。她抓住离得最近的一个婴儿,把它的胳膊扳在背后,用一条毛巾拴起来,然后开始一匙一匙地把热粥灌进它的喉咙里,也不给它时间下咽,完全像是在喂一只火鸡。

叶列昂诺拉慢慢开始枯萎消瘦。

几次探视时我发现她细皮嫩肉的身体上有几处青肿。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用皮包骨头的小手搂住我的脖子呜咽的情形,“妈妈,想家!”她忘不了那间爬满臭虫的简陋小屋,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阳光,在那里,她总是和妈妈在一起……

十五个月大的小叶列昂诺拉很快意识到,她对“家”的向往不可能变成现实。我去探视她的时候,她不再伸出手来让我抱,总是默默地转过脸去。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当我把她抱起来(她们允许我给她喂奶)时,她的脸扭向一边睁大眼睛凝视着远处,接着开始用她无力的小手拍打我的脸,对我的乳房又抓又咬,最后向下指着她的小床。

那天晚上,当我带着我那一捆木柴回来时,她的小床上没人了。我发现她光着身子与成年囚犯的尸体一起躺在停尸房里。她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一年零四个月,死于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这就是关于我的故事,我犯下了最最严重的罪行,因为我生了我的唯一的孩子。

在古拉格的档案里,保存着沃洛维奇所描述的那种典型的劳改营托儿所的照片。一本这样的相册以下述介绍开始:

斯大林的祖国阳光普照。这个国家因为它的领导者而充满了爱,因此,我们优秀的少年儿童就像整个年轻的祖国一样幸福。在这里温暖的大床上,睡着我国的新一代公民。吃饱了的他们睡得香甜,肯定正在快乐的梦乡里遨游……

相册里的照片证明了介绍文字的虚假。在一张照片上,一排戴着白口罩——劳改营卫生习惯的证据——喂奶的母亲抱着她们的婴儿目光严肃、面无笑容的坐在一条长凳上。在另一张照片上,孩子们正要出去傍晚散步。他们站成一排,看上去并不比他们的母亲更自然。在许多照片上,大概是为了防虱子,孩子们都剃成了光头,这产生了使他们看上去像是小囚犯的效果,实际上人们也是这么认为的。“托儿所也是劳改营的组成部分,”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写道。“它有自己的看守室、自己的大门、自己的营房和自己的带刺铁丝网。”

在某种程度上,莫斯科的古拉格当局肯定知道对于住在劳改营的孩子们来说那里的生活多么可怕。至少我们了解到,劳改营检查人员曾经传递过这方面的信息:一九四九年的一份关于劳改营女囚犯状况的报告不满地指出,在古拉格系统的五十二万三千名女囚犯中,有九千三百人怀孕,同时还有两万三千七百九十人随身带着幼小的孩子。“考虑到对孩子们健康和教育的消极影响,”报告建议提前释放孩子们的母亲,同时提前释放家里有孩子的女囚犯,总共——如果把重罪惯犯和反革命政治犯排除在外——大约七万人。

这种特赦时有实行。但是,仍然留在劳改营里的那些孩子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改善。相反,由于他们对劳改营的生产效率没有贡献,因此,在大多数劳改营负责人的优先事宜清单里,他们的健康和幸福排在很低的位置上,结果,他们始终住在最简陋、最寒冷、最破旧的房子里。一名检查人员确认,某劳改营托儿所的室温从来没有超过十一摄氏度;另一名检查人员发现,一个托儿所的油漆脱落而且根本没有电灯,甚至没有煤油灯。西伯利亚劳改营一九三三年提交的一份报告说,劳改营缺少八百双童鞋、七百件儿童大衣和九百套餐具。在托儿所工作的那些人也不一定都称职。恰恰相反,在托儿所干活儿的是所谓的“模范犯人”,通常是一些职业罪犯。约费写道,“她们总是一连几个小时与她们的‘丈夫’站在楼梯下面或者干脆离开,于是,无人喂食和照管的孩子就会生病,然后慢慢死去。”

即使母亲们愿意,通常也不允许她们对孩子无人照管的状况有所补救——她们的怀孕已经使劳改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她们被迫尽量提前恢复劳动,只不过勉强同意在劳动的过程中给她们一点喂奶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每干四个小时只给她们十五分钟去喂孩子,而且仍然穿着肮脏的工作服,接着回来继续干活儿,这意味着孩子们总是挨饿。有时甚至不许她们去喂奶。一名劳改营检查人员举例说,由于劳动的原因,一名女囚犯给孩子喂奶时迟到了几分钟,结果竟然不让她靠近孩子。在一次采访中,一名前劳改营托儿所的管理员——不屑一提地——告诉我,在允许的喂奶时间——据她说是半个小时——里没有吃饱的孩子由保育员用奶瓶接着喂。

这个女人还证实了囚犯们所描述的另外一种残忍行为:一旦断奶,往往禁止女囚犯与她们的孩子继续保持任何联系。她说,在她那个劳改营,她亲自以有罪的母亲可能伤害孩子为由禁止所有母亲再来与自己的孩子一起散步。她声称,曾经看到一个母亲囚犯为了毒害自己的孩子给他吃搀了烟末的糖。她说,另一名囚犯故意在雪地上把孩子的鞋脱掉。“我对劳改营的儿童死亡率负责。”她向我解释为什么要采取措施不让母亲接近孩子,“对于他们的母亲来说,这些孩子是多余的,因此,她们想把孩子弄死。”可能是同样的逻辑导致别的劳改营负责人禁止母亲囚犯看望她们的孩子。不过同样可能的是,这一类规定是劳改营当局下意识残忍的又一产物:安排母亲囚犯看望孩子非常麻烦,于是,这种行为便受到禁止。

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就使他们与父母骨肉分离,其后果可想而知。婴幼儿流行病大量出现。婴幼儿死亡率非常高——如同检查人员的报告同样有所记载的那样,婴幼儿的死亡率实在太高,以致经常被有关方面蓄意隐瞒。而且,在劳改营的托儿所里,即使是幸存下来的孩子,几乎也不会拥有一个正常生活的童年。一些孩子可能相当幸运地得到了比较和善的囚犯女保育员的照料。一些孩子的情况可能相反。金斯堡本人就在一个劳改营托儿所里干过活儿,来到托儿所时她发现,即使是年龄较大的孩子也还不会说话:

只有几个四岁的孩子可以说一些互不连贯的单词。口齿不清的叫嚷、模仿和哼哼是交流的主要手段。“怎么可能指望他们说话?有谁教给他们了吗?”阿妮娅无动于衷地抱怨说。“在小班时,他们整天只是躺在床上。即使他们大声喊叫,也没有人让他们起来。那不允许,除非更换湿了的尿布——当然,是在有干的尿布可换时。”

当金斯堡试图教育她新照管的孩子时,她发现,只有一两个与他们的母亲保持着某种联系的孩子能够学会一些东西。不过,即使是这些孩子的经验也很有限:

“看,”我让阿纳斯塔斯看我画的一座小房子,“这是什么?”

“营房,”小男孩回答得相当明确。

我用铅笔在房子旁边画了一只猫。但是没有孩子认得它,就连阿纳斯塔斯也不认得。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不常出现的动物。接着,我在房子周围画了一圈农村传统的篱笆。

“这又是什么?”

“囚犯区!”薇拉高兴地喊道。

通常,孩子们在两岁时就会从劳改营的托儿所转到正规的孤儿院。有些母亲愿意接受这种做法,把它当做孩子逃出劳改营的一个机会。另外一些母亲则表示反对,她们知道自己可能会被有意无意地转到其他劳改营,从而离开她们的孩子,孩子的姓名以后也有可能会被更改或遗忘,致使无法确定亲缘关系甚至完全失去联系。这种事情有时发生在普通儿童收容所里的一些孩子身上。瓦莲京娜·尤尔加诺娅是伏尔加地区一个日耳曼富农的女儿,她被送进一个儿童收容所,那里收容的一些孩子年龄太小,以致记不住自己的名字,结果,院方也被弄得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了。尤尔加诺娅告诉我,一个孩子被重新取名为“卡什塔诺娃”(“栗子”),因为在孤儿院后面的公园里种着许多栗子树。

多年以后,另外一个这样的孩子令人心碎地描写了她长期查寻父母的真实姓名却未能如愿的个人经历:以其护照上的姓氏,在她那个地区没有任何婴儿出生的记录,而她当时年龄太小,因此不知道父母的真实姓名。不过,她记得过去生活的一些片断:“妈妈坐在缝纫机前。我向她要针和线……我自己在院子里……后来屋里暗了下来,右边的床上空无一人,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不知怎么地我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我害怕得要命。”

怪不得当她们的孩子被带走时,有些母亲“哭天喊地,有些甚至急得发疯而被锁在仓库里,直到她们平静下来”。孩子们一旦离去,重新团聚的机会微乎其微。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苏联 古拉格 劳改营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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