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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囚犯:古拉格,关押的不只是政治犯

2013年05月06日 11:51
来源:凤凰读书 作者:安妮·阿普尔鲍姆

对于在劳改营里出生的孩子来说,出去之后的生活并不一定变得更好了。他们只不过是加入了另一类儿童受害者——父母被捕之后直接被人送进儿童收容所的那些来自各个阶层的儿童——的大军。公办孤儿院一般都是人满为患,肮脏不堪,人员配备严重不足,而且经常会出人命。一名前劳改营囚犯回忆了她所在的劳改营把一批囚犯的孩子送进城市孤儿院时囚犯们的激动心情和所寄予的厚望——以及得知十一个孩子全部死于流行病时她们所感到的震惊。早在集体化运动达到高潮的一九三一年,乌拉尔地区儿童收容所的所长们就纷纷写信给地方当局,为最近收容的成千上万名富农孤儿的照管问题紧急求助:

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三十个男孩。三十八个孩子只有七张床,几个“惯犯”睡在上面。两个十八岁的孩子破坏了电气设备,抢劫了商店,还与主任一起喝酒……孩子们睡在肮脏的地上,打牌——牌是用撕开的“领袖”画像做成的,抽烟,折断窗户上的栏杆,爬上墙头试图逃走。

在另一个收容富农子女的收容所:

孩子们都睡在地上,鞋子也不够穿……有时几天没有水。他们的伙食很不好,午饭只有水和土豆。没有盘子和碗,他们吃饭用勺子。一百四十个人只有一个杯子,小匙也不够;他们轮流使用或者直接下手。没有电灯,整个收容所只有一盏煤油灯,但是没有煤油。

一九三三年,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一个儿童收容所给莫斯科的青少年事务委员会拍发了下面这份电报:“收容所的食物供应已经中断。一百名儿童正在挨饿。行政部门拒绝供给口粮。没有解决办法。望采取紧急措施。”

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三八年的一道命令提到一个儿童收容所,在这个收容所,两名八岁的女孩被一些较大的男孩强奸了,而在另外一个收容所,二百一十二个孩子共用十二把匙子和二十个盘子,因为没有睡衣只好穿着衣服和鞋睡觉。一九四○年,娜塔莉娅·萨韦利耶娃——她的父母被逮捕了——被人从她所在的儿童收容所里“劫走”,一个想把她当佣人使唤的家庭收养了她。就这样,她与妹妹分开了,从此再也没有找到妹妹。

在这样的收容所,被捕的政治犯的子女日子过得尤其艰难,与同在收容所的普通孤儿相比,他们往往受到更恶劣的对待。如同十岁的斯韦特兰娜·科格捷娃所遭遇的那样,他们被要求“忘掉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负责此类收容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得到指示,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把反革命分子的子女挑选出来,以保证不让他们享受任何种类的特殊待遇。由于这一规定,父母被捕之后,彼得·亚基尔在一个这样的孤儿院里待了整整三天。在这三天的时间里,他“竟然得到了一个‘叛国者’子女头目的名声”,于是,十四岁的他立即被逮捕。他被转送到一个监狱,最终被送进一个劳改营。

更多的时候,政治犯的子女受到戏弄和排挤。一名囚犯回忆说,到达孤儿院时,“敌人”的子女要像犯人一样取指纹。教师和保育员因为不想受到同情“敌人”的指责,都不愿意向他们表示太多的关爱。据尤尔加诺娅说,双亲被捕的孩子因父母的“敌人”身份而受到无情的嘲弄,因此,她刻意荒废了小时候说过的德语。

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是那些出身于有教养的家庭的子女很快也染上了职业罪犯的恶习。布尔什维克高级领导人列夫·加米涅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格列博夫就是一个这样的孩子。格列博夫四岁时他的父亲被逮捕,接着,他被“流放”到西西伯利亚的一个专门设立的孤儿院。那里的孩子约有百分之四十是“敌人”的子女,百分之四十是少年犯,还有百分之二十是因流浪罪而被捕的吉普赛人的孩子。正如格列博夫对作家亚当·霍克希尔德所说的那样,即使对于政治犯的子女来说,那里同样具备早期接触青少年罪犯的便利条件:

我的同伴教给我一些保护自己的方法,在以后的生活中对我帮助很大。我这儿有个伤疤,这儿还有一个……当有人持刀攻击你时,你必须知道如何还击。最重要的是先下手为强,不要等他们攻击你。这就是我们在苏联度过的幸福童年!

然而,有些孩子长期被他们的孤儿院经历所伤害。一位母亲流放归来与她年幼的女儿团聚。可是,这个八岁的孩子几乎不能与人交流,总是用手抓食物,行为举止像野兽一样,这都是孤儿院让她学会的。另一位服刑八年之后获释的母亲去孤儿院里接她的孩子,结果发现他们拒绝跟着她走。人们已经教给他们,他们的父母是“人民的敌人”,不值得爱戴和尊重。他们受到特别叮嘱,“如果你们的母亲来接你们的话”,你们要拒绝离开,因此他们永远也不想与父母在一起生活了。

许多孩子逃出这种孤儿院,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一旦发现自己流浪街头,他们很快就会掉进犯罪的深渊。他们一旦成为犯罪社会的一员,恶性循环就将持续下去。或迟或早,他们也有可能被逮捕。

乍一看,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乌克兰的某个包括八个劳改营的特殊劳改营组合的年度报告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报告列出了完成五年计划的劳改营和没有完成的劳改营。它表扬了囚犯劳动突击手。它严厉指出,大多数劳改营的食物奇缺而单一。它比较满意地特别提到,在检查期间,只有一个劳改营爆发了流行病——而且还是在五名囚犯从人们为患的哈尔科夫监狱转到那里以后。

然而,这份报告的一些细节足以说明这八个乌克兰劳改营的确切性质。例如,一名检查人员不满地指出,有一个劳改营缺少“课本、钢笔、作业本和铅笔”。还有一条说明明确指出,某些囚犯赌博输掉了他们的食物,有时提前把几个月的配给面包都输光了:年龄较小的劳改营居民似乎过于缺乏经验,以致打牌总是输给年龄稍大的囚犯。

这份报告所涉及的八个劳改营是乌克兰的八个儿童聚居点。列入古拉格管辖范围之内的并不都是双亲被捕的孩子。其中一部分人是因自己的问题进入劳改营的。他们犯罪,被捕,然后被送到专门为少年犯设立的劳改营。这些劳改营同样由管理着成人劳改营的官僚部门管理着,因此,它们在许多方面与成人劳改营如出一辙。

最初,这些“少年劳改营”是为那些在内战、饥荒、集体化运动和大规模逮捕期间与父母失散或离家出走的流浪儿、孤儿、无家可归的孩子以及肮脏的街头乞儿设立的。到三十年代初,在苏联城市的火车站和公园里,这些街头流浪儿已经成为随处可见的普遍现象。俄国作家维克托·谢尔盖对他们进行过描述:

我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见过他们,他们住在下水道里、广告牌下以及坟地的墓穴中,在那些地方,他们是不受打扰的主人;他们夜间在厕所里开会;坐在火车的顶部或汽车的底部到处流浪。他们的出现总是带着汗味、令人讨厌,他们向旅客乞讨几个戈比,然后躺下等待偷窃行李的机会……

这些流浪儿人数众多而且问题成堆,因此,为了防止双亲被捕的孩子流落街头,古拉格于一九三四年在成人劳改营里设立了第一批儿童收容所。稍后,在一九三五年,古拉格决定同样设立专门的儿童聚居点。通过大规模的突然搜捕把孩子们从街头带走集中起来,然后送到这些儿童聚居点,接受教育为加入劳动大军做准备。

一九三五年,苏联当局还通过了一项臭名昭著的法律,使得孩子们早在十二岁时就得承担成年人的责任。此后,因偷偷拿了一点麦子而被捕的农村姑娘和被怀疑与其父母相互勾结的“敌人”的子女便与未成年妓女、少年扒手、街头流浪儿以及其他少年犯罪分子一起,踏上了通往少年监狱之路。根据一份内部报告,三十年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曾经抓过一个十二岁的鞑靼女孩,她不会说俄语,在火车站与母亲走散。他们把她一个人流放到了遥远的北方地区。苏联的少年罪犯如此之多,以致内务人民委员部于一九三七年为那些在普通儿童收容所里一贯破坏规章制度的孩子创办了具有“特殊管理制度”的儿童收容所。到一九三九年时,仅仅因为是个孤儿决不会再被送到少年劳改营了。此时,少年劳改营是为那些实际上已被法院或“特别委员会”(особоесовещание)判了刑的少年犯所准备的。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苏联 古拉格 劳改营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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