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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书摘


来源: 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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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

一、“文明的冲突”论与“新帝国”理论

1993年夏季号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了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① ,我于1994年撰写了《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刊于《哲学研究》,1994年第3期),批评了以亨廷顿为代表的美国“霸权主义”,在此期间中外许多学者都对亨廷顿的理论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讨论或提出了批评。1996年,亨廷顿为了回答对他的批评,并补充和修正他的某些观点,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可以看出他的某些观点有所改变,例如在他为中文版写的《序言》中说:“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在《文明的共性》一节中,他说:“一些美国人在国内推行多元文化主义,一些美国人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另一些美国人则两者都推行。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威胁,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它们都否认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全球单一文化论者想把世界变成像美国一样,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论者则想把美国变成像世界一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多元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① 虽然这段话也还有一些可商榷处,但他提出“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应该说是比较明智的考虑。为什么亨廷顿的观点有这样的变化,正是由于他感到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实际上是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和威胁;在国内又受到种族等问题的困扰,因此提出了世界秩序的重建问题。在该书《西方的复兴》一节中亨廷顿说:“西方与所有已经存在过的文明显然是不同的,因为它已经对公元1500年以来存在着的所有文明都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影响。它开创了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其结果是,所有其他文明都一直试图在财富和现代化方面赶上西方。然而,西方的这些特点是否意味着,它作为一种文明的演进和变动根本不同于所有其他文明中普遍存在的模式?历史的证据和比较文明史学者的判断却表明并非如此。迄今为止,西方的发展与历史上诸文明共同的演进模式和动力并无重大不同。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亚洲经济发展的势头表明,其他文明是生机勃勃的,而且至少潜在地对西方构成了威胁。一场涉及西方和其他文明核心国家的大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有可能发生。而西方始于20世纪初的逐渐而且无规律的衰落,可能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或者,西方可能经历一个复兴阶段,扭转它对世界事务影响力下降的局面,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的地位。”②这段话一方面反映了亨廷顿感到西方领导世界的地位正在“逐渐而且无规律的衰落”,而那些向西方学习走上或正在走上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国家已经“潜在地对西方构成了威胁”,这当然是他和西方某些学者特别是政治领袖(如美国总统小布什)不愿接受的。这里包含着亨廷顿和某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的一个不可解的情结:为什么那些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亚洲兴起的国家走上了他们创造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道路,反而对他们构成了威胁?照他们看,这些兴起的国家应该在一切方面(政治的、文化的)本应跟着他们走,听命于他们才是合理的。但是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因而表现出西方世界的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在亨廷顿内心真正希望的是西方文明的“复兴”,“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地位”。特别是在“9.11”以后的2004年,亨廷顿在他的新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认为,就美国的国内说,多元文化的理念与美国的整体国家认同以及美国的国家利益,是背道而驰的。就世界范围说,他认为,现在的伊斯兰教的极端主义者和潜在的、非意识形态化的中国民族主义整体是美国的敌人。因为照亨廷顿看,为了稳固美国的国家认同,美国需要有敌人。① “9.11”以后美国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正在试图确立其作为其他文明的霸主的领导地位。

继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之后,2000年出版了意大利安东尼奥•奈格利(Antonio Negri)与美国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合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该书对当前世界形势的基本看法是:“就在我们眼前,帝国主义正在成长、形成。无边无垠,永无止境,这就是全球政治新秩序——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帝国。”“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帝国是一个政治对象,它有效控制着这些全球交流,它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② 基于这一理论,在美国有众多学者在大力宣扬这种“新帝国”论。例如200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米尔森教授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指出: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寻求权力的最大化,因此不可能有权利均衡的机制,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这就是布什的先发制人的理论基础)。另外还有一位后现代国家理论者英国首相布莱尔的顾问罗伯特•库珀,他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后现代国家,即北美、欧洲国家和日本;第二类是现代国家,即他们还是民族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巴基斯坦等;还有一类是前现代国家,如非洲、阿富汗、中东国家。库珀提出并一再讲的一个概念就是“新帝国主义”,其意思是,后现代国家首先要动用它们的国家力量(包括军事力量)来控制现代国家,同时也制止前现代国家那些诸如屠杀之类的行为。①更有甚者,21世纪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提出三项核心内容:一、极度崇尚军力;二、主张建立美国“仁慈霸权”;三、强调输出美国式的民主与价值观。据此,布什总统2002年6月1日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提出三大原则:第一,美国要保持先发制人的权力;第二,美国价值观是普适全球的;第三,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②依据这种“新帝国”论,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中不可能不引起冲突。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早就为这种“新帝国”论提供了最基本的策略。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中,有两条基本的主张:一、“抑制伊斯兰与儒家国家的军事扩张”;“保持西方在东亚、西南亚国家的军事优势”;“制造儒家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二、“巩固能够反映西方利益与价值并使之合法化的国际组织,并且推动非西方国家参与这些组织”。③依据这些理论,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西方主要是美国,利用着文化上的差异(例如在价值观上的差异),挑起文明之间的冲突,已使当前的世界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局部战争愈演愈烈。

那么“文明”难道只能在“冲突”中实现一统天下的“新帝国”的理论吗?在不同“文明”之间难道不可以“共存”吗?

二、“文明的共存”与新轴心时代

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上,并不缺乏由于文明(例如宗教)的原因引起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冲突。但是,我们从历史发展的总体上看,在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域之间的文明发展更应该是以相互吸收与融合为主导的。照我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冲突主要并不是由文明的原因引起的。我对西方文化(文明与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了解很有限,没有多少发言权,这里只引用罗素的一段话来说明今日西方文明是吸收与融合多种文化成分而形成的。1922年,罗素在访问中国之后,写过一篇题为《中西文明比较》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①

罗素的这段话是否十分准确,可能有不同看法,但他说: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二、今日欧洲文化吸收了许多其他民族文化的因素,而且包含了阿拉伯文化的某些成分。这两点无疑是正确的。如果看中国文化的发展,就更可以看到在不同文化之间由于文化原因引起冲突总是暂时的,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与融合则是主要的。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本来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秦陇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但后来才合成一个大体统一的华夏文化。特别是到公元1世纪初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更加说明两种不同文化可以共存。印度佛教文化是以和平的方式传入中国的,外来的印度佛教与本土的儒、道两家从来没有因文化的原因发生过战争,只有三次因政治经济的原因有着冲突,当时的朝廷曾对佛教加以打击,但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在中国儒、道、释三种文化是同时并存的。一位法国的著名汉学家(施舟人)曾问我:“为什么中国文化是多元性的?”我考虑了一下,说:我认为也许有两个原因:一是思想观念上的原因,这就是中国一向主张“和而不同”,文化虽可以不同,但能和谐相处,这个问题下面我会较多地说明;二是制度上的原因,中国以皇帝为最高权威,一切文化(宗教、哲学、伦理)都以皇帝的意志为中心,而皇帝往往为了社会的稳定不希望因不同文化而引起冲突,甚至战争。因此,皇帝常采用“三教论衡”的办法,把儒、道、释召到朝廷上来辩论,哪一派辩论赢了就排在前面,然后是第二、第三,不允许他们之间互相残杀,发动战争。

从以上情况看,根据历史经验,我认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理论无论如何是片面的,而且是为美国战略服务的。他说:“我认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意识形式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然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击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①虽然亨廷顿敏锐地观察到某一些由于文明引起冲突的现象,例如中东地区的巴以冲突、科索沃地区的冲突,甚至伊拉克战争等等,都包含着某些文化(宗教的和价值观的)的原因,但是分析起来,最基本的发生冲突和发生战争的原因不是由文化引起的,而是由政治和经济引起的,巴以冲突是为了争夺地区的控制权,伊拉克战争主要是为了石油,科索沃地区冲突主要是为了大国的战略地位。但是,我们应看到另一方面,在不少不同文化之间现在并没有因为文明(文化)的不同而引起冲突,例中印之间,中俄之间,甚至中欧之间,都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特别是近十余年里,并没有什么严重冲突,更没有发生过战争。所以“文明的冲突”论并不能正确说明当前世界现存的形势,更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而文明的共存才应是人类社会的出路,是人类社会必须争取的目标。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想也许,我们应该先了解一下当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照我看,也许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轴心时代。

首先,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殖民体系的逐渐瓦解,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和受压迫民族有一个很迫切的任务,就是要从各方面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民族的独特文化(语言、宗教、价值观等等),正是确认其独立身份的重要支柱。我们知道,二战后马来西亚为了强调民族的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以色列建国后决定将长期以来仅仅用于宗教仪式的希伯来语重新恢复为常用语。“任何文化和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①一些东方国家的领导人和学者为了强调自身文化的特性,提出以群体为中心的“亚洲价值”以区别西方的以个体(个人)为中心的所谓“世界价值”,等等。甚至亨廷顿也认识到“非西方文明一般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②

其次,公元前500年前后那个轴心时代,正是上述各轴心国进入铁器时代的时候,生产有了大发展,从而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思想家。而当今进入了信息时代,人类社会又将会有一个大飞跃。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联成一片,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六百年那个“轴心时代”是各自独立发展的,而是在矛盾、冲突和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中发展。每种文化对自身文化的了解都会有局限性,“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从另外一个文化系统看,也就是说从他者看,也许会更全面地认识此种文化的特点。法国学者于连•法朗索瓦《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一文中说:“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在一切异国情调远处,这样的迂回有条不紊。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尽管有认识上的断层,但由于遗传,我们与希腊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所以了解它,也是为了发展它,我们不得不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观点。”③这种以“互为主观”、“互相参照”为核心,重视从他者反观自身文化的跨文化研究逐渐为广大中外学者所接受。从另外一种文化来了解自身文化,正是为了继承自己的传统文化,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在这样情况下,如何保存其文化的特性,传承其文化的命脉,无疑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知道,经济可以全球化,科技可以一体化,但文化是不可能单一化的。从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看,任何文化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只有充分发挥其原有文化的内在精神,才可以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以滋养本土文化。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积极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的好东西变成世界性的好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①这就是说,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必须维护我们自身文化的根基。因此,21世纪影响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必将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第三,就当前人类社会文化存在的现实情况看,已经形成了或正在形成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我们可以看到,也许21世纪将由四种大的文化系统来主导,即欧美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中东北非文化(伊斯兰文化),这四种文化不仅都有着很长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每种文化所影响的人口都在十亿以上。当然还有其他文化也会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例如拉丁美洲文化、非洲文化等。但就目前看,这些文化的影响远不及上述四种文化大。人类社会如果希望走出当前混乱纷争的局面,特别要批判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部落主义,在文化上不仅要面对这个新的轴心时代,而且必须不断推动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对话,使每种文化都能自觉地参与解决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无疑上述四种文化对当今人类社会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对自身文化特别是对当前人类文明有重大影响的欧美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和伊斯兰文化都应作历史的、严肃认真的反思,这对今后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对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说,特别是对有较长历史而对当今人类社会有着重大影响的民族和国家说,它的文化传统是已成的实事,是无法割断的,因为其文化传统已深入到这个民族和国家千百万的人民心中,是这个民族或国家的精神支柱。我们回到传统,以传统为起点,并从传统中找寻力量,找寻支点,以推进我们文化的发展,来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问题。就这个意义上说,21世纪也许将由有着很长历史文化传统的欧美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伊斯兰文化等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再次回顾2500年前那个轴心时代的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在这新的轴心时代,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传统而且这些文化传统仍然有着雄厚的人口资源基础,是绝不可能被消灭的,即使用战争的办法,也只能暂时起一点作用;从长远看,文化仍然必须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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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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