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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巴黎和晚清的黄昏


来源:《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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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尽管中法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此时的法国成为欧洲唯一一个同中国高层建立固定联系的国家,凡尔赛——北京轴心早已巩固成形,但托克维尔这本如此经典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也没能进入闭关锁国的大清王朝的视野,在最关键的时刻给沉醉昏睡的统治者们及时提供经验教训。

相反,路易十六的死讯,传回相隔一万六千里的遥远中国,在一位重要人物的心灵深处掀起了起伏跌宕的惊天狂澜,引来的完全是负面的影响和作用,甚至加速了大清王朝的衰落过程。

他就是正统治着清朝的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对法国并不陌生,与路易十六也可谓神交已久。

中法两国的高层交往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皇帝和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是同一时期的伟大君主,他们都凭借雄才大略使自己的国家盛极一时,当时的大清称雄亚洲,法国则成为当之无愧的欧洲中心。为了打通中国这个强大而神秘的国度,路易十四派出了精心挑选的科学传教团。

法国科学传教团的到来,深得热爱西学的康熙皇帝之喜爱。他在紫禁城亲切接见来自法国的“国王数学家”洪若翰、张诚、白晋、刘应等五位耶稣会传教士,为洋教师们在宫廷提供专门的房间,提供一切必需品,甚至在外出巡视时,康熙也常常带上传教士,同住一顶帐篷,同吃一桌饭菜,解衣推食,不嫌琐屑。

路易十四派遣耶稣会神父白晋等人作为亲善特使到中国,原意是希望说服康熙皇帝信奉天主教,用宗教征服康熙,进而征服整个中国乃至于东方。谁曾想,白晋不仅没有说服康熙皇帝成为上帝的“粉丝”,自己反而率先成了康熙的粉丝,他对康熙人格魅力的崇拜远远超过了对路易十四的敬仰。白晋在自己的著作《康熙帝传》中描述了中国的强盛富饶和康熙皇帝的不同凡响,令自命不凡的路易十四一下子五体投地,对这位东方的伟大君王产生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由衷崇敬之情。

法国科学传教团的到来,使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国家开始有了相互交往,用路易十四的话来说就是:建立了凡尔赛——北京轴心。1765年(乾隆三十年),路易十四的继承人路易十五向中国派出两位特使。路易十五特使的到来,使得凡尔赛——北京轴心进一步巩固。

一生对祖父康熙深为敬重的乾隆皇帝,延续了对法国的友好感情。他不仅与法国神父保持密切的交往,而且也非常重视同法国的关系。清朝皇宫用来装饰皇帝房间的机器、工具、珠宝或其他珍贵的东西,要么是法国的军械,要么是出自某些法国工匠之手,就连乾隆皇帝阅兵时士兵佩刀的刀身也是“法国制造”。而乾隆时期大量烧造的珐琅彩瓷器,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法之间来往的频繁。

对法国产生浓厚兴趣的乾隆皇帝,决定效法祖父康熙,派遣一个外交使团到法国去会见路易十六国王,这不但是对路易十五遣使的回访,也是进一步加强两国交往的举措。

正当双方都为这次重要的外交访问紧锣密鼓地做着准备之时,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转眼之间,曾经与爱新觉罗家族有着几代人友好交往的法国皇室,居然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路易十六不仅自己身首异处,连皇后、皇子也血洒断头台。巴黎街头这种大逆不道的“谋反篡逆”行为,对乾隆来说,完全就是不可饶恕的犯上作乱“奸臣弑君”。路易十六身死国亡的悲剧下场,在乾隆皇帝内心所激起的恐怕绝不仅仅是兔死狐悲的哀伤,更多的是对于民众反抗君主的恐怖警惕。

当时大清朝已如落日余晖,暗流涌动,所谓的康乾盛世已进入绝唱的尾声。社会矛盾和危机越积越深,川陕白莲教焚香起兵,无业之民如飞蛾般铺天盖地地起义响应,势遂大炽。而乾隆皇帝却没有从正面吸取路易十六的悲剧教训,而是从反面得到一个最大的启迪:用更加强硬的铁腕手段,加强对民众的控制,把任何胆敢反抗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顽固自负的老皇帝此时尽管早已昏迈自闭,然而他依然如同一头衰病残疾却顽固异常的老牛,拉着大清朝这架沉重的破车,步履艰难地迈向完全错误的另一个方向。也许,他认为路易十六对“暴民”们的优柔寡断正是自取其祸的根由,乾隆的杀手锏则是以血还血,以暴制暴,尤其以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对白莲教的大搜捕最为突出。千千万万的酷吏贪官趁此机会,高喊捉拿白莲教,对老百姓实行有计划的敲诈勒索。稍微有点家底的家族,在冤狱之下几乎全部破产。人民要么在酷刑之下屈打成招,冤死九泉,要么只能奋起抗暴,殊死一搏。正是由于对白莲教的大搜捕,导致官逼民反,天地会、苗民烽烟四起,令清政府疲于奔命。也正是同白莲教的战事,开启了清朝衰落的进程。

十八世纪是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在国运角逐的接力赛场上,整个欧洲开始一路飞奔,远远地把封闭的中国甩在后面。环顾乾隆生活的那个时代,更是一个群星璀璨、伟人辈出的时代,罗伯斯庇尔、富兰克林、杰弗逊、华盛顿的出现都令整个世界为之一振,从西欧到北美掀起社会变革的狂飙。孟德斯鸠创立三权分立说,卢梭创立“天赋人权学说”,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帝王而由自由人民选举元首的国家,改天换地的政治变革引发的是史无前例的时代春潮……

面对断头台上路易十六的悲剧,乾隆皇帝本应有机会认真反思一番“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增大僵滞固化的大清朝社会变革的空间和动力。然而,事实刚好相反,诚如学者柏杨所说,正当欧洲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中国起自十四世纪的凶潮毒雾并没有衰退,它只是被清政府开疆拓土、万丈光芒的武功逼到一旁。一旦清政府的青春期一过,大黑暗的雾潮又将在台风眼四周滚动澎湃,反扑而至。整个中国社会,都被困死在即将迈步前行的刹那。

大黑暗重临的按电钮人物,就是乾隆皇帝。他不但对欧洲先进的政治思想充耳不闻,相反却疯狂地发起扼杀思想的文字狱。他的帝国版图越来越大,人民的思想境界却越来越小,甚至变得可笑可怜。在国际风潮雷动、国运江河日下之际,满朝士大夫阶层还是鄙夷、仇夷。这些人对外来文化从来不屑一顾。他们孤陋寡闻,夜郎自大,擅长舞文弄墨,高谈阔论,对西方的“奇技淫巧”往往嗤之以鼻。从皇帝大臣到街头小贩都坚定地认为,以牛奶为饮食的红毛巨鼻的西洋人,肯定有犬羊的本质。这样低劣的民族,值得我物华天宝的“天朝大国”去学习吗?

乾隆皇帝留下的,是一份带毒的政治遗产。大清朝沿着这条势能巨大的政治轨道,不可逆转地滑向穷途末路。更令人惊叹的是,真所谓“天道好还”,到了晚清末年,慈禧太后重蹈覆辙,走过一条极其类似路易十六的改革之路,重画了一条“托克维尔曲线”。迟到的改革,居然再一次演变成为可怕的送葬。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里那些富有先见之明的预言,成为大清王朝的一幅临终速写。中法两个国家斩不断理还乱的命运,出现惊人一致的重合过程。

1900年8月15日,北京的德胜门,大清皇家军队凯旋入城的胜利之门,一身农妇打扮的慈禧太后带领一帮蓬头垢面的王公贵族,丢魂落魄地奔逃往西安。他们身后是火光冲天血流成河的皇城北京。昔日君临天下的紫禁城,此时已沦为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的人间地狱,远远传来的隆隆炮声依然令人心惊肉跳,胆寒不已。

雨天的官道泥泞不堪,慈禧一行饥寒交迫,狼狈不堪。慈禧后来向臣下描述旅途辛苦说:

“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存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粃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晓间寒气凛冽,森森如毛发,殊不可耐。”

这样的惨痛的经历,终于促使顽固不化的慈禧开始有了一些觉悟反省。西逃途中,她曾说:“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思,更向何处诉说呢?”她指示光绪发表了一道“倡议直言”的诏书,其中竟然说道:“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

1898年9月21日,慈禧亲自指挥镇压戊戌变法,杀气腾腾地质问光绪皇帝:“变法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聩至此?”前后对照,如果不是白纸黑字,谁能想到先前拼死维护“祖宗大法”的慈禧,现在居然沉痛地道出“误中在一私字”这样类似自我检讨的话来?

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从中可以看出慈禧历经剧痛,其卧薪尝胆、变法自强之紧迫决心。

为了应对庚子政局的困境,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上谕,表示清政府应顺应形势,“极意维新”。慈禧太后被迫推动了晚清的体制改革,“清末新政”由此正式拉开了帷幕。从1902年慈禧太后回到北京之时到1908年11月她去世为止,她下令进行许多项意义深远的改革,在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政内容涉及编练新军、筹饷,废科举、兴学堂,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振兴商力、奖励实业等方面。一场晚清政府自上而下为自救而发动的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奇怪悖论出现了——

清政府推行教育改革,本想造就“尊崇孔教,爱戴大清国”的人,却出现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士类的知识分子群体,大多奔向立宪和革命,成了王朝的掘墓人;清政府扩编新军,原本是要以此弹压各种可能出现的变乱,却又给革命党人在各省以发展革命势力的机会,新军绝大多数成了王朝的“叛兵”;清政府奖励实业,原想借此以摆脱严重的财政危机,却导致了资产阶级利益、知识分子利益与专制制度的冲突越来越大。所有这一切,都迅速滑向了清政府意愿的反面。

晚清新政的主要目的是对抗革命,但新政的主要功能却是引来了革命。

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汤化龙、黎元洪等人的集体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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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托克维尔 法国大革命 晚清 改革 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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