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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
2009年12月01日 17:36凤凰网读书综合 】 【打印共有评论0

一九五一年,陈寅恪出版了他的《元白诗笺证稿》,这部书标志着以诗证史的诗学研究新范式的成熟。大致而言,在三类学人那里引起不同的反响。一类是唐史学家,他们评价甚高,着眼于新材料中发现的新史识。一类是文史学者,他们一方面也批评陈寅恪有“过求甚解之处”,另一方面也有较高评价,但更多着眼于文史沟通的新研究方法。另一类则是文学研究专家,他们则有些怀疑这种研究,担心“史实”对于“诗意”的伤害⑸。但是他们一般都很少说破这一层。其实,陈寅恪早就坦言:若有以说诗专主考据,以致佳诗尽成死句见责成,所不敢辞罪也⑷。

《元白诗笺证稿》提出了新的问题。可以说,应是五十年代的诗学研究中最有价值的问题。钱钟书一九五八年撰成《宋诗选注》,这本书的影响比前者大得多。《序言》里,有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陈寅恪研究范式的回应:

“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诗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徵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考据只断定己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

这里虽然没有直接点出名字,但熟悉五十年代学术界情况的人不难发现,除了陈寅恪,做考据工作可以做到照“爱克司光透视”,真正以数得出来的人物几乎是没有的,或达不到这种水准,够不上钱钟书的批评。除非,钱钟书的话是无的放矢。从八四年出版的《谈艺录》增补本中,我们可以看出钱钟书一以贯之的思考。他引用古代诗话中的各种笑柄,批评略说:夫世法视诗为华言绮语,作者姑妄言之,读者亦姑妄听之。然执着“遣兴”、“泛寄”,信为直书纪实,自有人在。诗而尽信,则诗不如无耳⑹。

在《管锥篇》中,他又说:泥华词为质言,视运典为纪事,认虚成实,盖不学之失也。若夫辨河汉广狭,考李杜酒价,诸如此类,无关腹笥,以不可执为可稽,又不思之过焉⑺。

虽然我们没有证据直接证明这些话所批评的对象,但是,细心的文学研究者不难发现,这些话,都是针对对钱钟书而言,最相反的一种诗学研究范式,有感而发。不仅仅是就古论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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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胡晓明   编辑: 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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