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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的两次争论:“中国出路”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

2013年11月11日 16:40
来源:书摘 作者:谢泳

 
  朱光潜对自由分子在中国地位的评价是:处在夹缝中,左右做人难。他说:“在朝党嫌它太左,在野党嫌它太右。”都以为它是眼中钉,恨不得拔去。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我难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的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值得各方人士郑重考虑一番。”
 
  《观察》这场讨论持续了近两年多的时间,从《观察》创刊到被国民党查封,这个讨论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杨人楩文章发表以后,还有潘光旦就当时刚刚开过的世界自由主义大会发表的《自由宣言》写的一篇长文《读》。文章侧重于从本意上阐述自由主义的原则和基本精神。【13】
 
  接着,郑慎山发表了《LIBERAL?LIBERLISM》,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概念上阐明自己的理解,并对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一文所使用的概念谈了不同意见。随后张东荪又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了不同意见。【14】
 
  这两篇文章着重谈了对于“自由”和“自由主义”概念的来历和在西方的基本含义,没有过多涉及当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及出路。【15】
 
  在这次《观察》的争论中,张东荪写了许多文章。首先他认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已成为过去。张东荪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与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有关。在40年代,张东荪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评价是首先看到了它没落的一面,他认为“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正要推车撞壁之时”。张东荪当时过于看重资本主义国内的贫富不均,对外的愈趋于侵略。他在自由与平等之外,引进了生产的概念。当时张东荪特别推崇苏联的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他说:“用计划经济以增加生产遂使社会主义站得住,这乃是苏联对于人类的一个无上贡献。”【16】
 
  可能是有感于经济的落后,在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当中,在经济上许多人是推崇苏联的,至少是肯定其在经济上的成功。这种错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某些幻想。张东荪在他的文章中有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割裂开来的倾向,他已经隐隐约约感到“社会国有计划性而有些呆板,则我们尚留一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在其旁”。这个绝对活泼的田地即是他所主张的“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他认为:“社会的计划性只为了生产,总是有时间性的;一个计划完成以后必须增加。所以社会的一时固定是一种不得已的事,亦并无绝对的可怕。但却必须在固定中留有一个变化的活力可以发生的余地。这就是文化方面的绝对自由。我主张在这一方面使养成良好的自由传统充分培养个人主义的良好习惯,此即我所谓补习中学功课是也。本来在西方也是自由主义的根底本在于文化。文化上没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绝无法建立自由主义。中国今后在文化上依然要抱着这个自由精神的大统。文化上的自由存在一天,即是种子未断,将来总可发芽。”
 
  这次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张东荪将偏重于自由主义精神在政治方面的价值引申到文化建设上的看法,确是非常有见的。不过对文化上的自由,张东荪似乎有些理想化了。他以为计划的社会与文化的自由可以并存且互不妨碍,这未免有点天真。其实计划的社会必然导致文化上的专制。
 
  1948年10月,杨人楩又发表《再论自由主义的途径》一文,算是对一年多来各种对自由主义批评的回应。杨人楩保持了他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和对自由主义概念的理解,并回答了一些对自由主义的批评。
 
  当时对于自由主义的批评集中在两点上,一是有人指责目前的自由主义之所以难以实行,主要在于国人的知识水准低下,得不到民众的支持,会自趋没落。杨人楩对此的认识是,这种指责没有什么道理,象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也不是一般人民所能读懂的东西,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得不以口号来刺激人民,以使人民相信。而自由主义却在努力以理论和事实来说服人民。二是许多人指责自由主义在当时国共冲突激烈的情况下,是一种可以两面讨好的东西,这种左右夹攻式的批评,引起了信奉自由主义的人的强烈反感,杨人楩便说:“假使自由主义者是投机取巧的,那么,在这动荡不安的局面中,顶好不推出具体的主张,更不必表明与国民党或共产党之不同的看法。”【17】从情理上讲,说自由主义两面讨好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还有一种人认为自由主义者是逢人皆骂,自诩超然,杨人楩对此也做了回答。他强调自由主义者是以理服人,他们不相信骂人是一种有效的工具。三是对于有人认为自由主义是中间路线或第三路线的看法,杨人楩也做了回答。他继续发挥他以往对自由主义是创造历史动力的说法,他认为历史在不断地变,它是代表一种进步的力量,所以它总是与进步的势力合流,当某种势力不再求进步的时候,它便会与之分手,并指出进一步的前进的目标。自由主义始终是走在前面的。始终不满于现状而要求进步,所以它始终为掌权者所厌恶。四是还有一种认识是说自由主义者一面讨厌旧秩序,一面害怕大革命,他们代表小市民阶级的利益,害怕共产革命破坏他们的优裕生活,这种心情使他们拒绝流血的革命,而选择改良主义的道路。因为是改良主义,所以他们信奉英美式的民主,忽视经济民主,在当前的情况下,一碗饭比一张票更有价值。针对这种“吃饭第一”的观点,杨人楩从人类文化进步过程中政治民主的重要性出发,指出这种观点的狭隘性,他说:“千万不能放弃这一张票的要求;否则民主要和我们隔得更远。”
 
  杨人楩在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上之所以受到别人的批评,综合起来看,原因出在许多批评者过于考虑眼前的现实政治,而杨人楩则是从知识分子的立场,着眼于长远的人类进步,所以冲突自然是难免的。对于看重现实政治斗争得失的人来说,指责自由主义的种种理由似乎也不无道理,但从进步的观点看,则未免过于狭隘。杨人楩对于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不是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都知道组织起来或参加某一政党对现实的政治会更有力量,但自由主义者的坚强信念,却使他们把组织的力量看得过于透彻,以为一旦进入党派,难免受制于严格的组织和纪律,而这与自由主义的精神是不相符的,他们都明白在当时两大势力对立的局面中,最现实的态度是“择一而事”,要两面讨好是不可能的,而两面不讨好又是最不现实的,最聪明的办法“是暂时保持缄默,待机而动。”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在一时的得失之间,靠着他们的知识和科学精神,按自由主义的信念形式。对于自己的选择,杨人楩说:“自由主义者不致因遭受打击而放弃其信念,在追求进步的工作中,能时时表现其力量,假使有人说自由主义是违反时代潮流的。那么等着时代潮流来考验吧。”
 
  在这场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中,《观察》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张东荪写的《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
 
  张东荪文章发表之前,曾在《展望》周刊上写过一篇《告知识分子》的文章,《观察》也曾转载过。张东荪主张,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大转变局势下不必害怕。他以善良的愿望推测未来。料定将来无论有何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大改变,而知识分子自有其始终不变的重要地位,但看知识分子是否了解自身的使命。倘若知识分子真能了解自身的时代使命,不但不必害怕被人清算,而且还能造成比今天更好的光明前途。“【18】
 
  当时相当一批大学教授有一种忧虑,他们恐惧将来的变化会使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完全失掉。张东荪认为这是一种误会,一种杞忧。张东荪认为一些知识分子只把学术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没有把自己的灵魂与学术打成一片”。
 
  张东荪察觉到当时知识分子有分化的趋势,他们已没有抗战和政协时期的凝聚力了。所以张东荪特别强调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即保持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张东荪对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影响下形成的知识分子精神有深刻的理解。他说,“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 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
 
  张东荪认为这种精神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是积若干学养后方可达到的。他觉得当时中国文化界已有这样的风度。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在当时接受西方文化的人们中已经萌芽。“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毁不得的。”
[责任编辑:严彬] 标签:宪政 出路 樊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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