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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皓晖:"大秦帝国"不是法西斯,所谓暴政实被扭曲

2013年11月27日 15:10
来源:上海文学报 作者:孙皓晖

    孙皓晖对秦的正名,直截了当地表现在他的文字之中,在小说《大秦帝国》的序言中,他为秦在历史上蒙受“暴秦”恶名鸣不平:“这是中国历史的悲剧,也是中国文明的悲剧——一个富有正义感与历史感的民族,竟将奠定自己文明根基的伟大帝国硬生生划入异类而生猛挞伐。”在小说行文中,他不计较情节推进的缓慢,不时地将大段议论加入叙事中去,生怕自己对秦文明正名的理念被人忽视了。
 
  随着《大秦帝国》小说的出版和电视剧的播出,由于《大秦帝国》旗帜鲜明地赞颂秦文明与秦始皇,舆论争议纷至沓来。《大秦帝国》也制造了一个奇特的舆论效果——几乎没有人去议论小说的人物塑造、写作手法,所有的争论焦点都围绕小说中那些与人们固有观念相悖的历史观之上。一些批评者甚至指出,《大秦帝国》是在美化暴政,为独裁者树碑立传,宣扬的是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这自然让孙皓晖和他的著作陷入无止境的争论中。
 
    下文节选自《孙皓晖就<大秦帝国>创作理念答十年批评》
 

    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是专制主义吗?

  秦帝国创建中央集权制,是发生在多元分治时代的革命性事变。

  战国时代,多元分治已经发展到空前严重的程度。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历史开始出现了内在的转折——华夏世界在兼并融合中发展为七大板块结构,这就是七大战国的裂土分治。这一过程表现出鲜明的历史趋势——强力融合,多极简化,走向统一。所以如此,根本性的原因是:历经五百余年诸侯分治的震荡,多元裂土的种种致命弊端,都已经彻底无遗地充分暴露出来;对多元分治的危害,当时的华夏世界已经有了痛切透彻的感知,有了深刻理性的思考。

  天下向一,因此而成为历史的大潮。

  当此转折,秦帝国实现了历史大潮的指向目标,既统一了中国的疆域,又统一了中国的文明。关于秦帝国的统一,历来的提法只是笼统地说秦统一中国;对秦统一中国文明,则没有自觉的历史定位。我的文明价值理念,将秦的统一归整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秦统一了中国的疆域,二是秦统一了中国文明。疆域统一,是硬件统一,同一时代的罗马帝国也做到了。文明统一,是软件统一,同时代的罗马帝国根本没有意识。在这两个统一中,秦统一中国文明是根本。

  关于秦统一中国文明的价值判断,轴心所在是秦帝国政权的性质。

  激情批评者们认为:秦帝国政权是专制主义,是没有文明价值的,是必须否定的。《大秦帝国》非但肯定秦帝国的专制主义政权,且过度抬高,这是对专制主义的颂扬。网络批评的极端语言是:《大秦帝国》为法西斯主义唱赞歌。

  明确地说,这种激情批评,我不能认同。

  专制主义理论,是一种舶来理论。以此解释并评判中国的古典政治文明史,导致了中国文明价值评判的极大混乱。客观地说,自从西方政治理论体系传入中国,并构成中国近现代人文理论体系的基础框架之后,西方政治学说与中国历史现实之间,就一直存在着内在错位的巨大缺失。所谓内在错位,其实际表现是这样一种现象: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的历史发展,或分析中国的社会现实,总是很难接近真相,更谈不上揭示实质;无论是西方理论家,还是中国的西方理念信奉者,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评判,对中国现实的预测,基本上都是脱离实际的,都是不得要领的。西方人对中国问题的“测不准”现象,自近代史以来,已经越来越成为普遍事实;其直接原因,就是这种内在的错位缺失。

  这里的根本原因,则是更为深刻的文明整体评判的错位。

  什么是文明整体评判的错位?就是西方学说对中国文明的整体评判,是西方文明本位,而仅仅将中国文明看做一种具有局部特殊性的文明现象。这就是最大的错位。因为,中国文明是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其民族生存方式,其社会生活方式,其价值观念体系,其以文字为核心的所有的文化呈现形式,等等基本方面,都与西方文明有着另一元的整体特质;中国文明,绝不是基本面同一于西方文明而只具有局部特殊性的东方文明。全面而客观的文明评判立场,应该是多元本位,将中国文明看做整体上的一种独立文明形态,以中国文明价值观分析中国,而不是以西方文明价值观分析中国,才能真实地理解中国。果真如此,诸多四不像式的研究结论,至少可以大大减少。

  由于这种文明评判的整体错位,西方人针对中国历史作出的分析与评判,基本上牛头不对马嘴。西方政治学说被中国人硬生生搬来作为研究理念,则其成果绝大多数都远离真相,都似是而非。关于前者的典型例子是,对于中国古典社会的政权性质,西方理论家将大禹治水后开始的国家政权,一直到明清时代的国家政权,都一律笼统地定性为“东方专制主义”。如此囫囵化、简单化的论断,居然是西方理论家的东方学名著。关于后者的典型例子是,以“封建社会”这个翻译出来的范畴,去定性秦帝国之后的整个中国古典社会,其与历史真实的距离之大,令人哭笑莫名。

  激情批评者们将秦帝国创建的中央集权制,定性为专制主义,也是上述囫囵评判的例证之一。他们所依据的西方政治学说的简单逻辑是:民主制之外的一切政权形式,都是专制主义;中国自大禹治水建立夏政权,一直到明清政权,都是专制主义;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自然是铁定的专制主义。

  果真如此,人类国家时代的政治文明的发展,也太脸谱化了。

  既然是依据西方政治学说,我们就先来看看西方人的权威说法。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专制主义的定义是:“一种政治理论和实践,指不受限制的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特别是君主政体。这种制度的本质是,统治权不受任何其他机构(无论是司法、立法、宗教、经济或选举机构)的监督。法国的路易十四对此作了最有名的解释,他说‘朕即国家’。”之后,是对专制主义在近代欧洲表现形式的分析,通篇没有提到中国。依据这一定义,一个政权是否专制主义,其本质界限,不在于它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也不在于它是中央集权制还是另外形式的专制统治,而在于这个政权是否“不受任何其他机构的监督”。显然,这一定义非常清楚地揭示了专制主义的本质。

  根据这一定义,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似乎还有很大距离。

  其一,秦帝国创建的中央集权制,是一个有监督制约的权力体系。

  权力监督之一,秦帝国有“凡事皆有法式”的体系化的秦法,举国上下有尊奉法制的传统,执法之严明历史罕见,始皇帝远远不能随心所欲地决定一切。依据上述定义,这是来自司法、立法两方面的监督。

  权力监督之二,秦帝国中央权力系统中有专门的监察机构——御史大夫府。就地位说,它位列三公,几乎与丞相同爵;就权力说,它享有监督皇室、稽查大臣的实际政务监督权,并非虚设。依据上述定义,这似乎还是列举形式之外的一种国家权力监督。

  权力监督之三,公议制度的监督。秦帝国时代,朝臣公议是一种议事制度。秦史大家马非百先生的《秦始皇帝传》中,专门有“取消议事制度”一节。也就是说,秦帝国创制的前期,若干重大创意的推行,秦始皇都下令群臣公议;创制后期,则因为议论“以古非今”而助长分封制复辟思潮,所以下令取消。以绝对精神的价值标尺说,无论以何种理由取消议事制度,都是专制主义的。但是,依据当时的历史实践,为了维护新的政治文明,取缔“以古非今”的制度根基,不能说没有任何合理性;更不能因为议事制度的取消,就判定中央权力失去了所有的监督。

[责任编辑:杨锟] 标签:秦帝国 专制主义 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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