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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立德教授专访:透过满人的眼睛看清史


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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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立德教授

美国“新清史”的领军人物、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欧立德以研究满文档案著称。他以满人的眼睛看清史,从满人的立场考察清朝的各种问题。他在美国哈佛接受采访时表示,不赞成光以汉族为中心的史观,他认为,透过非主流的史料,从边缘反观中心,能更清楚地看见历史的经纬。

以下为采访实录:

应磊(下简称应):欧立德教授,史学界将您视作“新清史”的领军人物。您的第一本学术专著,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帝国族群认同),立足先前被忽略的满文文献,凸显满洲人的政治与军事制度在清帝国的构建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本书为清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与范式,您也以对满文文献的发掘和研读蜚声史学界,尤其美国和中国的清史学界。追根溯源,您最初是如何开始学习满文的?

欧立德(下简称欧):说起来,是耶鲁大学的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教授,让我最初认识到满文文献的价值。白彬菊教授是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教授的学生,专门讲授清代文献。几乎整个70年代,她都泡在台北和北京的档案馆里,对史料了如指掌。大学毕业后,我在耶鲁东亚学系继续读了一年硕士,这一年对我的未来道路至为重要。当时我的中文已有一定基础,能够顺畅阅读古代文献。白彬菊教授建议我学习满文。她说,满文文献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与汉文文献雷同,许多满文文献不为人所用,这些文献正是清史研究的新的资料来源。在她的建议下,我最终进入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读博士,成为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教授的学生,同时随波森(James Bosson)教授学习满文。上个世纪80年代,有兴趣学习汉语的美国人尚且不多,何况是满语?当时全美国读满文的学生,加起来不超过五个人。

应:在新清史异军突起之前,有哪些原因导致满文文献迟迟未获得学界的重视?

欧: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观念上的。30年前,学界普遍认为,满文文献要么是从汉文翻译的,要么都被译成汉文了,如果研究1644年满清入关以后的情形,看汉文资料就够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档案开放,学者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满文资料里有很多是汉文资料里没有的。举例来说,康熙朝一万多件朱批奏折中,满文的比汉文的多,满文的朱批奏折当时也没有汉文翻译。此外,涉及边疆、朝廷、八旗的问题,较多也是以满文讨论的。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专家把康熙朝的满文朱批奏折基本上都翻成了汉文。但是,即使翻得很准确,译文毕竟不能和原始文献相提并论。原文总有一些暧昧的地方,是翻译力所不逮的。在阅读原始文献的过程中,你也可能出错,但那至少是你自己的错误,而不是重蹈别人的覆辙。

应:对满文文献的倚重,除了力求更准确地把握原始史料,也意味着换一种角度审视清史。也就是说,从满人的角度看清史。新清史的聚焦之一,便是满族的汉化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欧:满族的汉化问题,可说是我的学术生涯的一个起点。30年前,包括费正清(John K. Fairbank)、芮玛丽(Mary C. Wright)在内的绝大部分汉学家都相信,人口与汉族相较完全不成比例的满族,之所以能够稳固统治中原两三百年,是因为满人都汉化了。这也是中国大陆史学界长期秉持的观点。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然而事实不尽如此。当我还在读博士时,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满人都汉化了,那为什么20世纪初会爆发如此强烈的排满情绪?满汉之别,我想,至少得在一定意义上存在,章太炎、邹容的排满口号才会如此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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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凯汶]

标签:欧立德 乾隆帝 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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