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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乃珊的“俗”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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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乃珊是我们上海比较有影响的女作家,她的作品甚至经常成为上海各种文化层次议论的话题。尽管程乃珊社会知名度较高,创作力也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势头,而她的作品却始终同真正有独创性的严肃文学存在着相当的距离。用程乃珊自己的话说,就是“写不出大气作品”。(见《小说月刊》1987.3)。我认为写不出大气作品并不是什么光荣而可夸耀的事情,所谓“大气”,并不是指大山大水,而主要看你作为一个作家对生活有没有比较深刻的洞察力。笔者在上海从事成人高等教育有年,因此有机会接触来自各行各业的读者,当询及对上海一些作家作品的印象时,曾有一位搞技术工作的中年同志只回答了一个字:俗。此语虽然听来颇为刺耳,笔者觉得却正是一语中的,切中时弊。以程乃珊成名作《蓝屋》开头的一段妙文为例:“……顾氏宅第坐落于法租界xx路,为德人鲍氏所设计,宅外壁均由蓝色瓷砖砌成,内部装饰讲究,其厨房设备和盆洗装置全套均由英、美进口,在沪上享有“蓝屋”之著称。

这段话据称出自已泛黄了的一九四九年版本的《上海经济史话》,不过照我看其写法和格调倒颇像上海时下公共汽车站上贴满的那种“换房启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上海前中产阶级阶层的典型心态。这段文字有两个值得研究的地方,一是“崇洋”,你看又是“法租界”又是“德人设计”又是“英美进口”,里里外外无一不是洋大人的手笔,故辉煌美丽吸引人如此;二是“崇拜过去”,蓝屋虽属进口,却非八十年代引进的国外最新技术最新知识、而是半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老古董,在上海相当一部分人眼里,确乎是小洋房“越老越好”。“崇洋”和“崇拜过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上海前中产阶级阶层的虚荣扭曲心理。他们不仅以小洋房骄,还以先世的灯红酒绿骄,以所谓典雅的绅士淑女风度骄。本来任何一个较有头脑的作家,都会把这种文化性格看作很合适的调侃对象。英国十九世纪女作家简·奥斯汀写的就是与程乃珊差不多的阶层的生活,但奥斯汀却是个聪明顽皮透顶的讽刺家。奥斯汀笔下的那些妙龄淑女,一听到求婚便要晕厥过去,于是奥斯汀劝道:“您要提防晕厥……虽然晕厥有时候很令人愉快,使人得以恢复精力,可是,请千万记住,如果过多地在不适当的气候晕倒,终究是有伤身体的。”据当代的英国文学批评家分析,这段话不仅典型地表现了奥斯汀的冷面滑稽风格,而且还有深一层的象征意味:暗喻英国中产阶级由于过份卖弄做作而处于晕厥状态。虚荣心膨胀得使整个身子大有飞升之势的某太太,身高一米又八仪表堂堂而事事要向父母“早请示晚汇报”的某少爷,大惊小怪以至在十六岁的年纪上看见一只死老鼠还要痛哭半天的某小姐,这类喜剧入物在上海滩的“小洋房”里难道还少么?可惜的是,程乃珊对她的那个阶层太钟情了,太引以为自豪了,因此不但不忍心同这些可爱的少爷小姐太太老爷们开开玩笑,象奥斯汀那样刺刺他们的“昏”,反之,在《蓝屋》里她偏要把那位女性气十足的顾传辉少爷打扮成忍痛割爱蓝屋的英雄汉子,在《女儿经》中,她一个劲儿地为前教会学校毕业生沈家姆妈的“不幸”(三个女儿未能嫁给老外!)陪眼泪。

更能代表程乃珊典型风格的,是中篇《当我们不再年轻的时候》。作家以一本正经的笔调写了一位带有某些理想色彩的“男子汉”翁豪威的形象。其中有一段这位“威严的男人”教训在车厢中捣蛋的小伙子的场面特别有趣:“翁豪威却不罢休,对准一个闹得最凶的说:‘过来,领带结象根绳子了,替你重新打一下。’说着不容分说就动手解他的领带结,当一个漂亮硬扎的三角结出现时,那个年轻人窘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翁豪威这才开始,训他们:‘衣着文明了,思想也要文明,知道伐?西装不是套上去就算数的……’”。平心而论,在车厢里捣蛋的小伙子固然可恶,但这位硬要给别人结领带的翁先生也未免显得有点市侩。据我所知,专门显示结领带高超技巧的,其源盖出于上海滩旧时的“西息”。小说作者却对这位翁先生的风度称赞备至:“他倒底是一位gentleman” “他的整个气质,就是典型的绅士型……”我不知道英国真正的gentlemen中有无硬要给别人矫正领带结法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倘有而给奥斯汀小姐看见,一定会成为她做讽刺小说的好对象。

以描写中产阶层和小市民生活为创作题材的作家,特别需要有一付能对自己的小圈子“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带着批判性的幽默眼光,此乃奥斯汀终不失为“带刺的玫瑰”之故;而程乃珊则不然,她不久前索性宣布“我的事业是蛋糕上的一颗樱桃”(见《小说月报》1987.3第48页),恕我直言,我对这样的比喻并没有多大兴趣,因为我觉得这个比喻表现了一种对于生活的轻浮态度。“蛋糕上的樱桃”是地地道道的点缀品,若一位艺术家以做无足轻重的点缀为荣,恐怕其作品也就很难避免流于甜俗了罢。

综上所述,这些作品确有“俗”病。但这个“俗”字较之中国古代文艺批评术语的原来意义又有着显著的区别:它的反义词并不完全是属于风格范畴的“雅”,这里的“俗”内涵更广泛,包括人格力量、价值观念等等,总之,就是指作家缺乏一种严肃而真诚的价值追求,一种深厚博大的对他人、对社会的爱心。

所以我对某些人认为上海文学的出路在于恢复“海派”特色的主张是不能同意的。上海解放前的“海派”文化就其性质而言还是封建性的,只不过是把传统的“媚上”变成了“媚外。”这种“媚外”,又决不是“媚”西方近代以来优秀的严肃的艺术文化传统(凡伟大的文化必有一种平等的精神,根本不需要“媚”也讨厌“媚”),而是站在半殖民地的等级阶梯上去“媚”外国人的金钱地位。因此“海派”文化其实只取了些西方消费文化的皮毛,而离主张人格独立的西方近代文化更不用说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人类社会未来前景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了。如果说用”海派“的手段做西式蛋糕尚可,而把“海派”的概念引进当代文学,则只能使文学也变成甜俗的蛋糕。

(原载于1988年,《文学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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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凯汶]

标签:程乃珊 上海女人 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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