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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大包干总进军
2008年10月30日 15:17中国新闻网 】 【打印

1982年底,一直批判资本主义的山西省昔阳县也实行了包产到户。

消息传到北京,刚刚赋闲、住在复兴门外22号楼的陈永贵忧心忡忡。他发出这样的疑问:“咱大寨人能愿意干吗?”

出乎他的意料,大寨的绝大多数群众表示愿意干。他们说:“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转。头儿不干,咱大家干。”

25年后的今天,当时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如今85岁的吴象,向记者谈起自己从昔阳到凤阳、从山西到安徽、从安徽到北京的个人历史。事实上,他也是在描绘着这个国家一段重大的历史变迁。

1982年是大包干总进军的一年。吴象说。而这一“大进军”的到来,是一个极为复杂、曲折的过程,它在这位见证者的心中,蕴积了众多值得珍视的细节。

吴象祖籍安徽休宁,生于一个徽商家庭。

“七七事变”后的那一年,16岁的吴象矢志抗日救国,一路向北,来到陕西,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他来到太行山区,从此与山西结下不解之缘。先在八路军野战部队做宣教工作,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1948年秋太原解放,吴象没有回《人民日报》,留在山西筹办《山西日报》。

1963年,已经担任《山西日报》总编辑的吴象,目睹了山西昔阳大寨成为农业合作化运动典型的全过程,并为宣传这个典型出过力。但是他没有想到,因为毛泽东的看重,大寨从此与中国农业的命运胶着了近二十年,他个人的命运也与这个晋中小山村发生了密切关系。

“大寨一共十个小村,七十八户,它那个地方净是山坡,七梁八坡,条件比较困难,但是他们经过治理,增产了。山西晋中地委把它树成一个模范,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很重视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前,陶鲁笳到火车上向毛主席汇报,当时选出的典型啊,工业是大庆,农业呢,有两三个地方,比较之后,最后选了大寨。因为它是山区,因为穷,好像更有代表意义。”

在吴象看来,大寨作为一个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典范,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毛主席看重以后呢,慢慢地就有人把大寨人为地拔高了,不说它是一个山区生产的榜样,而说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典型,那它就不是一个生产典型,而是一个政治典型,大寨也就以继续革命的红旗自居。”

1964年,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作大寨事迹报告,从此拉开全国学大寨的序幕。几乎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十年间,由于不惜代价地追求政治目标,维持所谓的“大好形势”,农业、农村、农民所遭受的严重损失,自不待言。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仍有人秉持“两个凡是”的信条,继续在千差万别的中国农村中大搞“普及大寨县”运动。水分越来越大,浮夸越来越严重。1977年,联合国粮食考察团到昔阳考察,听说昔阳的皋落大队搞得好,就要求去皋落考察。皋落粮仓有10万斤玉米,但颗粒小,不中看,就连夜从公社粮仓借200袋玉米送到皋落充数,而把原来的10万斤玉米说成是饲料。

两次见过毛主席的吴象,对领袖亲自制定的“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运动宗旨从不怀疑,但他却指出了学大寨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结果被关进“牛棚”,成了“走资派”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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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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