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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九渊“六经注我”的生命实践诠释学
2010年01月19日 20:42凤凰网文化综合 】 【打印共有评论0

我无事时,只似一个全无知无能底人。及事至方出来,又却似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之人。(《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第四五五页。)

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缺?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当宽裕温柔时自然宽裕温柔,当发强刚毅时自然发强刚毅。(《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第四五五至四五六页。)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第四五九页。)

以上有些狂气的言论与“六经注我”、“六经皆我注脚”的提法无论在语气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一脉相承的,也只有高扬自立自强的主体性,才能实现使经典诠释自我的理想。

第三,陆九渊所创立的学说和学术门派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意义,“六经注我”的学术精神纠正了崇尚巧智、追求浮华的学风,重归原始儒学朴实的性命之学,但也产生了空疏贫乏的弊端。

陆九渊讲学主要集中在槐堂、象山两个时期,造就了众多学者,流风所及,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其中以象山时期更为突出,《宋史?儒林四》称其“还乡,学者辐凑,每开讲席,户外屦满,耆老扶杖观听。”冯元质云:“居山五年,阅其薄,来见者逾数千人。”(《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第五零二页。)在陆九渊的弟子中,江西“槐堂诸儒”以傅梦泉、邓约礼、傅子云等为首,浙东以杨简、袁燮、舒璘、沈焕最为著名,学者称之为“甬上四先生”或“四明四先生”。入元之后,朱学与陆学之间的融合成为时代风尚,“和会”、“会同”、“兼综”之说一时兴起,吴澄、许衡、郑玉、史蒙卿、许谦、虞集、宋濂等一大批著名学者都主张融汇朱、陆,打破门户,兼取二者之长。元代朱、陆之学的融合,孕育了明代王学,是王学的先声,因为王阳明的学说不仅渊承陆学,同时也兼综了朱学的命题。更为值得注意的是,陆九渊与其后学之间愈其简洁的学术趋向,同样再现于王阳明与其后学泰州学派之中。(详参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第二十七章《元代的朱陆合流与陆学》)

虽然陆九渊的核心思想强调以生命实践来注释经典,反对以毕生精力从事常规的文字注释,但他的思想并不是极端偏激的,他本人就是一位饱饫经典的大学者,同时他也教导弟子努力学习经典乃至历代注疏:

或问读六经当先看何人解注?先生云:“须先精看古注,如读《左传》则杜预注不可不精看。大概先须理会文义分明,则读之其理自明白。然古注惟赵岐解《孟子》,文义多略。(《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第四零八至四零九页。)

后生看经书,须着看注疏及先儒解释,不然,执己见议论,恐入自是之域,便轻视古人。至汉唐间名臣议论,反之吾心,有甚悖道处,亦须自家有“征诸庶民而不谬”底道理,然后别白言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第四三一页。)

同理,陆九渊虽然激烈地批判科举时文,但也希望天下学子能够中道而行,既能保持儒家的先王之道、性命之学,又能够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实现儒家济世救民的理想,并进而改革科举制度和注疏之学的弊端:

取士之科,久渝古制,驯致其弊,于今已剧。稍有识者必知患之。然不徇俗流而正学以言者,岂皆有司之所弃,天命之所遗!先达之士由场屋而进者,既有大证矣。是固制时御俗者之责,为士而托焉以自恕,安在其为士也?二帝三王之书,先圣先师之训,炳如日星。传注益繁,论说益多,无能发挥,而祗以为蔽。家藏其帙,人诵其言,而所汲汲者顾非其事,父兄之所愿欲,师友之所期向,实背而驰焉。而举世不以为非,顾以为常。士而有识,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就矣。退不溺其俗而有以自立,进不负所学而有以自达,使千载之弊一旦而反诸其正,此岂非明时所宜有,圣君所愿得,而为士者所当然乎?何所悼惧,何所维絷,而顾不择所安,决所向哉?(《陆九渊集》卷十九《记?贵溪重修县学记》)

然而,陆九渊的弟子们大多学问疏浅,流于禅学。傅梦泉(子渊)被陆九渊许为及门弟子中的第一人,称其为“擒龙打凤手”,但他性格偏激,目高于顶,曾游于朱熹、张栻之门,张南轩在给朱子的信中称傅梦泉论学“多类扬眉瞬目之机”;陆九渊言其疏节阔目,佳处在此,其病处亦在此。詹阜民、李伯敏的学问沾染了浓厚的禅学色彩,詹阜民致力于静坐,一日下楼,忽见本心澄然中立;李伯敏则多次向陆九渊问心。(《宋元学案》卷七十七《槐堂诸儒学案》)朱熹有言云:“金溪之徒,不事讲学,只将个心来弄,胡撞乱撞”(《朱子语类》卷一二四),这是对陆门弟子学术倾向的概括性评价。江西槐堂学者如此,浙东学者亦有此倾向,后学更是愈演愈烈,以致黄百家案云:“盖慈湖(杨简)之下,大抵尽入于禅,士以不读书为学,源远流分,其所以传陆子者,乃所以失陆子也”(《宋元学案》卷八十七《静清学案?静清门人?教授程畏斋先生端礼》)。

站在今人的立场,对待儒佛两家的门户之见则不必过于拘泥,对佛学的吸取使儒家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然而,儒家有着自己的思想特征,如其对存在现实性的执着,它总是立足于现实去寻找意义,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其思想打上了深刻的此岸性的烙印,放弃这种此岸性特征就意味着丧失儒家的自我;再者,经学是儒家的思想源泉,丢失经学的学术传统,儒家思想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而,儒家必须在承继与创新、学问与思想、生命与意义、现实与理想之间从容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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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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