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

导语:他是20世纪中国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代学人,亦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独特参与者与见证人。他早年潜心佛学,后见山河破碎、民生凋敝,遂出佛入儒,入世求解中国治道。他讲论中西文化,开创“新儒学”;他致力乡村建设,开展宪政实践;他发起民主同盟,力促国共联合抗敌、和平建国;他敢于为民请命,犯颜进谏,向毛主席讨要“雅量”;他面对批斗不改初衷,放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且看“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的狷狂、担当和傲然风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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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

梁漱溟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语带狂妄,却是他对中国命运的痴心观照。

儒者之狂: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

1942年,梁漱溟自日本占领下的香港脱险后,给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写了一封信,即《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信中,梁漱溟对两个儿子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虽语带狂妄,却是他对中国命运的痴心观照。在转型时代,自觉怀抱文化使命,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为重要的担当。而受阳明心学的影响,梁漱溟亦认为内心的良知涵盖了整个世界,因此他对社会的关怀是超越了政治、希冀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而从晚清、民国到1949年以后,中国文化已经风雨飘摇,“这棵大树差不多要被吹断了”,于是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梁漱溟自觉承担起了“文化托命之人”的角色。[详细]

风骨传承:其父言“国性不存,我生何用”,乃自沉以激励社会

1918年,梁济(梁漱溟之父)60岁生日前夕,为准备给他祝寿,家人进行大扫除。他因此到朋友家小住,说生日那天回来。结果生日前三天即民国七年十一月十日,梁济自沉于别墅附近的“净业湖”,即今天的积水潭。他留下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父亲的自杀对进行人生思考、也想自杀的梁漱溟是一个启示。有人说,“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梁济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活下来,并开始了他传奇而高寿的一生。[详细]

人生转向:出佛入儒,宣讲中西文化,成为现代“新儒家”开山者

梁漱溟二十岁起潜心佛学研究,两度自杀未成,后欲出家为僧,但经几年沉潜反思,他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并逐步转向儒学。1920年秋,他在北大主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起以东方学和儒学为主的研究,以回应当时由胡适所领导的新文化对传统思想之批判。1921年底,《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其后四年再版八次。在此书中,他透过审视东西文化的发展和局限,重新评价儒家思想,影响了同期学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此书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先驱,而28岁的梁漱溟也“暴得大名”,迅速成为众望所归的新儒家的代表。他开始在现实层面上追求一展抱负,在随后的十年乡村建设活动和十年“奔走国事”的努力中,逐渐成为一个“行动的儒者”。[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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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1893.10.18—1988.06.23),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

面对20世纪初民生凋敝、风云变幻的中国,梁漱溟疾呼“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于是投袂而起,致力乡村建设,开展宪政实践,发起民主同盟,斡旋于国共之间,力促共同抗战、和平建国。

延续儒家实践传统,梁漱溟的“中国梦”:“乡村运动就是我的宪政运动”

在梁漱溟看来,清末以来的历史简直就是改革运动失败史。急于自救的中国人对西方制度心向往之,始终不明白为何这种制度无法在中国真正建立。他认为中国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从某一面入手,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全面抓起。基于这种批判性的思考,梁漱溟坚定了他的政治信念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主张,那就是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尤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将中国由散漫的村落社会演进为经济上和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从而真正完成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再转再变。更具体地说,就是通过乡村建设的工作重建乡土中国新秩序,进而使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一条健康的轨道。在《谈宪政问题》中,梁漱溟曾明确写道“乡村运动就是我的宪政运动”,在他看来,中国要实施民主宪政,当以农村为起点,通过乡村民主实验的推广,自下而上地实现民主。一言以蔽之,宪政之路也应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详细]

为国难奔走:建立民盟,斡旋于国共之间,力促团结抗敌、和平建国

梁漱溟投身现实政治,始于抗日战争之初,止于抗日胜利后内战之初。这个起迄的时间,值得注意。是什么立场、思想主导下,他参与创成民盟又退出?这个问题是个极好的切入点。从这里可看明白他(书生)何以竟而问政。据闻梁漱溟倡导乡村建设运动始终不成立组织,因为他认为一旦“建立团体组织,在此一面为密切结合,另在一面则为划分疆界”。是什么原因使他一反往常促成一个“统一建国同志会”,又为进一步发挥作用再促成建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回答是:为了绝对避免内战。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建国基础存在基本矛盾(如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势难避免内战。而中国不存在只有通过内战才能解决的问题。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各自声明放弃内斗一致对敌,投入抗战。可见原本没有必需用内战才得解决的问题。[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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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与乡村建设实验县邹平的14个乡学学长合影(二排右一为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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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在延安和毛泽东畅谈中国道路

梁漱溟始终忠于自己的良知,对于他来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在人人自危的年代,他用一己之身与时势相抗,践行了“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儒家大勇!

对“五四运动”进行法理反思:爱国行为亦不能加暴行于他人

在五四学生运动中,舆论对学生一边倒的叫好声淹没了其暴力行为。前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发表演讲“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他所提供的答案是:五四运动的精神并不限于空泛的“爱国救国”,“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才是五四运动的“特有精神”。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梁漱溟基于法律常识对学生火烧赵家楼进行了公开质疑。在1919年5月18日的《国民公报》上,梁漱溟发表了《论学生事件》一文,他写道: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检厅如果因人多检查的不清楚,不好办理,我们尽可一一自首,就是情愿牺牲,因为如不如此,我们所失的更大。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以为这实是极大的毛病。什么毛病?就是专顾自己不管别人,这是几千年的专制养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提倡牺牲精神,梁漱溟说的是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之内从事爱国活动;陈独秀说的是直接到法律制度的框架之外从事国民运动。[详细]

1953“雅量”公案:为农民问题犯颜进谏,遭严斥后直问毛主席有无雅量

梁漱溟向毛泽东要“雅量”事件,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大公案。毛泽东与梁漱溟这位“民主人士”一直有着良好互动,直到1953年因梁漱溟的一次发言而彻底中断,从此梁漱溟由毛泽东的“座上客”变为“反面教员”。事情发生在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周恩来之请作发言,发言重点是谈农民问题,他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由此引发毛泽东的极大不满。特别是梁漱溟在发言中引用某人所说“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的话,让毛泽东极为恼火,在会上对梁漱溟进行了尖锐批评,说:“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又说:“假若明言反对经济建设总路线,要求注重农业和轻工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的,可原谅。但梁某则不是,他是恶意的。”梁漱溟不服气,先写信与毛泽东争辩:“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毛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在之后会议上,他更是多次抗辩,与毛泽东顶撞,“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您若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详细]

文革中因不肯批孔而遭批判,慨然言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学习组织学习近一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石破天惊,四座哑然,旋群情激奋。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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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中高师学生在街头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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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周恩来和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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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前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

梁漱溟,从青年到晚年。其脸上的神情,正是不同生命阶段的梁漱溟的内心写照。青年时的迷惘,中年时的坚毅,晚年时的傲然,至人生晚景,道出“我生有涯而愿无尽”,仿佛是与自己、与世界达成了一种和解。

我觉得中国现在情形很乐观,比过去乐观

过去是党的领导太强,几乎广大社会太被动,现在慢慢变了,现在底下慢慢地起来了。现在他们有两个口号,一个叫民主,一个叫法制。过去没有法制,(笑)毛主席的话就是法制,大家都是在被动,几乎就是他一个人在那儿动(笑),大家跟着走,大家捧着他。现在变了,现在有法制,工厂里头车间主任民选,农村的公社,公社有队长、生产队长、大队长,都是推选。(艾:连基层的单位也是)都健全了。就是那个两句了,一个是比较有法制了,一个是比较民主了,民主的势力慢慢起来了,这不是空话,所以在这些地方说,我是很乐观。[详细]

我这辈子没什么遗憾,我想做的事都做了

我想做的事情都做了。比如我本来抗战起来之后,就奔走于两大党之间,事情都做了,也还都算是顺利,发起民主同盟,旁人以为我是想搞一个党派,我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是中国不需要什么党派,不像英国、美国那样。所以我虽然发起同盟,主要是在两大党之间代表广大社会来牵扯着他们,不要他们两个打架、斗争,而推动或者抗战,或者建国。随后我觉得不需要了,我就退出了。现在民盟、民建都还有,我没有参加。[详细]

我是一个实践者,我一生是拼命干的

他说自己是“问题中人”,不甘于坐谈而喜欢行动。他说自己总是把最大的问题(中国问题)摆在心上,在最大的问题中又选择最要紧的事来做,从不做第二等事。1987年,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这位曾经想出世,晚年仍视佛学为思想根本之一的儒者肯定了自己行动的一生:“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详细]

“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探寻一生的“中国问题”还需后人继续求解

梁漱溟曾说:“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他一生都在孜孜以求两大问题:一个是现实中国的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对人生的怀疑烦闷。儒家学说最终缓解甚至解决了梁漱溟的人生问题,而另一个“中国问题”,梁漱溟探求了一生,行动了一生,没能真正得到解决。时至今日,这两个问题仍不为过。尤其是后者,一代又一代“新人”不断加入了求解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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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时期的梁漱溟

“这个世界会好吗?”这句发问,始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是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自杀之前问儿子的最后问题。而百年之后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虽然如梁漱溟当时回答的那样,“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但这个问题仍值得我们一遍遍追问。因为只有如此,现代社会的每一个公民,才能更自觉地承担起对国家治道的不懈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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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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