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裔美国诗人之中，已露锋芒的有施家彰、姚强、梁志英、刘玉珍、朱丽爱、吴淑英、陈美玲、张粲芳、白萱华、李立扬、刘肇基、林小琴、宋凯西、林永得等人。相对小说家而言，他（她）们的人数虽不多（其中有人同时写小说，例如张粲芳、梁志英，而汤亭亭以写小说为主），但遍布美国，西到加州，东到新英格兰，南到新墨西 哥州，北到华盛顿州，甚至远至夏威夷。在他（她）们之中，有的诗人出版了数本个人诗集和获奖诗集。

熟悉华裔美国小说界的人都了解，以汤亭亭为一方，赵健秀为另一方的关于什么是地道的亚裔/华裔美国文学争论之激烈之广泛，席卷了整个亚裔/华裔美国小说界和评论界，虽然这种争论较少地波及到华裔美国诗歌界，但华裔美国诗人中不乏像赵健秀那样具有鲜明种族意识的诗人，例如朱丽爱和吴淑英。作为父母曾经在天使岛被拘留的后代、美国种族歧视的目击者和受害者、女权主义者，朱丽爱始终努力充当抵制社会不公正的人们的代言人。白人学者欧内斯特·史密斯（Ernest J.Smith）没有种族偏见，在评论朱丽爱及其诗作时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朱丽爱的诗歌在主要的文学杂志上没有得到广泛的注意或评论，然而它作为开拓性的成果屹立在新兴的亚裔美国文学领域里。在最近几年，文学批评注意力大量地集中在亚裔美国作家及其与包括朱丽爱在内的老一代艺术家的联系上。”

须知美国的主要文学杂志掌握在白人主编和评论家的手里，朱丽爱反主流的言行和艺术追求自然地不合主流评论家的审美趣味，受不到他们的青睐不足为怪。朱丽爱为自己的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点而自豪，她说：“我越来越多地看见一些人回击，我也就越来越多地看到大家获得回击的力量，要不然，我关上门说：‘再见，世界。’但那不是我。”她赠给吴淑英的一首诗《在我们的翅膀下———赠吴淑英，一个姐妹》充分体现了她以及她的姐妹们的激进政治观点。这首诗收录在她的诗集《长气婆之死》最后一个诗组“红色之旅”里的最后部分，特别富有艺术震撼力，最后几行诗大胆地显示了诗人作为工人阶级的成员和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的勇气，大有金斯堡当年在《嚎叫》中振臂高呼的恢弘气势。

朱丽爱所称的“姐妹”既可指妇女解放运动成员，也可暗示女同性恋伙伴，而她的“姐妹”吴淑英比她更激进，勇于宣称自己女同性恋的性取向。在美国，当白人女子表露自己是女同性恋时，一般人往往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亚裔/华裔女子很少敢于或羞于公开自己这方面的隐私。吴淑英却打破了亚裔/华裔女子不公开承认同性恋的禁忌，例如她在她的《无题》（Untitled,1989）中就描述了她的性体验。

1977年，在演出朗尼·卡内科（Lonny Kaneko）的戏剧《贵夫人病危》（Lady Is Dying）时，吴淑英还与赵健秀同时扮演剧中的角色。70年代后期，她曾经一度和朱丽爱以及另一个女同性恋诗人基蒂·徐（Kitty Tsui，1953 ,音译）组织“三个不裹足女人社”（Unbound Feet Three），走遍整个加州，进行政治与艺术相结合的活动，一起举行诗歌朗诵会，一起到各个大学里去演讲，反对阶级压迫和种族歧视，争取少数民族平等权、劳动机会均等和女权。这与她的家庭出身有直接的关系。她父亲13岁时移民美国，但在上岸前被拘留在天使岛上有一年半时间，在唐人街做两份苦力工作。她不但把自己看成是作家，而且自认是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亚裔美国女同性恋教育者和工会主义者。女学者黄素清（Su-ching Huang,音译）在评价吴淑英的诗作时指出：

“她的诗篇表露了多议题的女权主义的重要性。努力反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阶级压迫和其它种种形式的压迫是反复出现在吴淑英的诗篇里的主题。她在诗作中传达她作为有色人种女子、女同性恋、大学讲师、移民之女的种种体验，尤其阐明个人和政治结合的体验。”

朱丽爱和吴淑英这类华裔美国诗人激进的政治色彩与赵健秀及其同道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我们不能忽视它的另一方面：一大批亚裔/华裔美国诗人在不同程度上摒弃少数民族常使用的弱势话语，运用为主流出版界接受的强势话语。对此，亚裔评论家金伊莲说：“白萱华的《随意的拥有》、刘肇基的《献给贾迪娜的歌》、三井（James Mitsui，1940 ）的《穿越幽灵河》和姚强的《跨越运河街》和其他诗人的诗集显示亚裔美国诗作家难以局限在‘亚裔美国’主题上或狭义的‘亚裔美国’族裔性上。他们的作品之所以更具‘亚裔美国性’是因为他们扩大该专有名词的含义。”说得直白一些，她的意思是：亚裔/华裔美国诗人的视角正从少数族裔边缘走向美国主流文学。关于亚裔/华裔美国诗人的现状，可以用施家彰精辟的话来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