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人按：小说家哈金和文人贝岭都住在美国新英格兰，也是老朋友。为了2008年年底将复刊的《倾向》文学杂志的「流亡文学」主题，二月，一个雪后阳光明媚的上午，贝岭骑着脚踏车，穿过波士顿市区，踏雪，前往波士顿大学，在哈金和沃尔科特合用的办公室内，贝岭对哈金进行了访谈。置死地而后生，流亡经验和移民生涯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两位深知其中三味的作家，有着深刻的体会，这是一次文学对话，也是彼此的内心剖白。

近日，他们仍在修订完成这一对谈，此录音记录稿未经哈金修订；贝岭的部分则由贝岭作了修订和补充。）

贝岭：你即将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论文集《移居作家》（The Writer as Immigrant）中的那篇文论〈一个人的家乡〉（A Individual‘s Homeland），探讨了中国流亡者的心理状态。而你最新的长篇小说《自由生活》（Free Life），则深刻地描写了中国移民作家在美国的「自由生活」中的幸与不幸。近年来，由于流亡经验及自我认同的征妙转化，我一直在思考从流亡作家到移民作家、仍至流亡文学和移民文学之间的过渡和微妙界定。我在想，流亡作家的身份一旦被自己或外界确认后，从作家个人的存在到书写，总会把「祖国」、或回到祖国作为写作或存在意义的坐标，而移民作家和移民文学确不是这样，并不需要那样一个坐标和动力。你先前的英文小说，如《好兵》、《新郎》、《等待》中的所有书写，均是中国主题，也是你的中国经验，在你的文学特征中，若要以作品归类，流亡文学和移民文学的分际是模糊的。你自己离开中国已有二十年了吧，竟从没有回过中国。就我所知，你从没有强调过自己是一个流亡作家……

哈金：对，我没有强调自己是一个流亡作家。流亡文学和移民文学的界限确实是很模糊的，关键是态度和心态问题，以及对过去的态度。对于流亡文学来说，过去是一个参照系统，不管走到哪里，过去和故乡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特别是有些流亡作家，如果有一个辉煌的过去，就很容易成为包袱，因为很难再放下去，所以过去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参照部分。移民到了一个地方主要是考虑现在和将来，过去不是最重要的，过去当然是你的一部分，但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你到了美国或者加拿大，要生根，要生存下去，到北美来并不是为了要回去。但这是从理性上来说，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难截然分开，很多移民到了美国或加拿大后经常来回跑，关键是态度问题。还有一个社会结构问题，比如去欧洲很难，欧洲就不存在大量移民，而在北美，大部分人是移民过来的，所以说，移民几乎成了美洲的主要现象。在美洲流亡者和移民的界限很难分清，有的人说是流亡者，但实际上已经是新的国家的公民了。

贝岭：流亡作家的那种心境和书写是特定时空下的，当然，这或许是最好的写作时刻，审视一下从中国出来的流亡作家，不止，再看看前苏联的流亡作家索忍尼辛和流亡诗人布罗茨基甚至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的情形，基本上，先是不能，后来是不想回到祖国。大多数流亡作家终会变成所居住国家的新移民，如果他们写下去了，最后也会成为移民作家，成为华人移民社会的一部分。

哈金：也不一定，有些事情是偶然的，比如说北岛最近去香港，自然而然就不能说他是移民了，当然他还是美国公民。如果他再回来呢？所以很难划类，有各种各样的因素。

贝岭：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流亡作家吗？

哈金：我认为我既是流亡又是移民，但主要还是算移民作家，我本来是想回去的，而又没有回去，从那个意义上来讲是流亡，但也不能说是流亡，应该说是自我放逐，因为我不是不能回去。

贝岭：现在看来，有成就的华人流亡作家和移民作家基本是在三个有着庞大移民社群的国家地区，美国和加拿大有着最大的移民社群，有最多的华人流亡作家和移民作家，法国也很独特，近二十年中，出现了高行健和戴思杰，还有早年赴法的华人学者、小说家程抱一等。英国也是一个移民社会，有着历史悠久的华人移民社群，所以，也出现了重要的移民作家，如用英文写书的历史作家张戎、诗人杨炼、小说家虹影、马建等，以及那位又拍电影又写小说的郭小橹。

哈金：欧洲的移民传统比较新，跟美国比起来，不像美国规模这么大。欧洲主要是政治原因的流亡，很多作家和艺术家流亡到欧洲，法国在当时像是个终点。而美国是普通老百姓也可以来，而且是大规模的移民，这在文化传统上很重要，所以移民文学成为美国文学和加拿大文学的一部分，但这在欧洲并不是很显然的。欧洲文学主要是流亡的传统，从荷马、但丁看起，伟大作家都有流亡的背景，移民文学是小主题，不是说小主题就不能写出大作品，关键看怎么写，最好是在流亡的传统下反映移民生活，或者在移民环境下写流亡。

贝岭：所以，在你的写作中，你心目中似乎有个参照系，从我读到的来看，一个是俄罗斯文学参照系，比如你特别推祟契诃夫的小说，偏爱古典一些的法国文学，比如果戈理和巴尔扎克，你似乎特别推崇巴尔扎克……

哈金：当然，因为他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

贝岭：这个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哈金：那要看哪本书，书和书不一样，比如《等待》吧，那是个爱情小说，虽然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但情调上是欧洲的，主要受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的影响，比如说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对我影响就比较大。写《战废品》的时候主要是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因为他坐过监狱，写过监狱生活，怎样写监狱生活主要受他影响，所以是因作品而异。《自由生活》是关于华人移民的，但美国的华人移民小说主要是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写的，而欧洲移民第一代就开始写了，所以还是欧洲文学对我影响比较大，特别是俄罗斯文学。在我个人看来，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小说艺术达到了一个高度，后人没法超越，现代派和后现代派都没有，所以不管写什么都必须要知道，而且要熟悉这个传统，因为这是个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