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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国》事件始末
2010年01月08日 15:25凤凰网读书综合 】 【打印共有评论0

《自由中国》是在台湾创办的一本双月刊杂志,逢每月的一号、十五号出刊。16开本,一般情况是32个页码。杂志从创办到停刊,前后出刊260期,一共存活了10年9个月零10天,正好横跨上个世纪整整一个五十年代。《自由中国》在这十年中,除创刊时两年外,绝大部分时间充当了无可替代的传播民主思想的重要角色。

一、《自由中国》创办前后

《自由中国》的创办与1949年的政治局势有关。经过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政权走上穷途末路。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国民党大员和知识分子开始寻找出路。此时,时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委员、国民大会副秘书长的雷震与国民党大员王世杰等人和胡适经常聚在一起谈论时局变化,达成共识:国事坏到这种地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对当局也就是国民党的监督做得不够,有时做了一点,但没有力度,以致政府和军队快速腐败。挽救时局的最好办法是办报纸和刊物,用报刊宣传自由民主,监督政府,以争取人心。

在办报还是办刊的问题上,胡适主张办刊物,他说:“凡是宣传一种主张,以定期刊物为佳,读者也好保存,不像报纸一看就丢,很快就过去了。”他还主张仿效法国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将刊物名称定为《自由中国》。

雷震说干就干,他打算刊物就在上海创办,开始积极筹措资金和物色帮手。他意识到此事必须取得当局特别是蒋介石的支持才好,以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和在国民党的地位,估计取得蒋介石的支持不成问题。1949年4月3日,雷震、王世杰等人赴溪口看望蒋介石。蒋介石在其老宅宴请雷震一行。席间,雷震将与胡适、王世杰等人意欲筹办一家报刊的设想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表示支持并愿意出资赞助,他对雷震、王世杰说:“……抗战时期,我曾就宣传工作多次对陶希圣指示,而且还发过脾气,但一直没有大起色,我们这几年在军事上的失败,就与没做好宣传有很大的关系。……舆论宣传很重要,你们回去就办,经费有困难,可由政府资助。”

雷震回到上海就草拟了近百人的《拟为自由中国社发起人名单》,并请胡适撰写创刊宣言。鉴于这个宣言在《自由中国》对台湾当局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我们不妨照录如下:

第一,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第二,我们要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共产党的“极权”政治,不让他扩张他的势力范围。第三,我们是要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第四,我们的最近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①

由此可见,《自由中国》创办初期就是要“反共抗俄”,建立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社会”。他们“反共抗俄”得到了台湾当局的支持,而追求自由民主则不被蒋氏父子所容。而《自由中国》创办两年之后,恰恰把重点转向了批判蒋介石当局。

让雷震始料不及的是,国民党溃败得如此神速,他们欲在上海创办《自由中国》的愿望随即成为泡影。

1949年10月,雷震到达台湾,随即召开会议,着手在台湾创办《自由中国》杂志。会上,确定由胡适担任《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任社长。胡适在美期间,雷震负责一切法定责任。总编辑为毛子水,副总编辑为王聿修,总经理马之马肃 。由胡适担任发行人。《自由中国》后来的命运证明,胡适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胡适是杂志的保护伞,雷震是杂志的火车头。这是杂志社其他人对他俩的评价。

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在台北创刊。

《自由中国》在创刊初期,编辑委员会共有17人,是人数最多的时期,也是思想最复杂的时期。创刊初期的《自由中国》的编委们,有三种思想路线:第一是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的思路;第二是以雷震为首的“三民主义”的思路;第三是所谓少壮派的“唯我主义”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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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业伟   编辑: 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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