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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国》事件始末
2010年01月08日 15:25凤凰网读书综合 】 【打印共有评论0

五、“今日的问题”大讨论

1957年的台湾,社会风气日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毫无生气。《自由中国》编委们认为为了使台湾社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并使各项建设事业步入正轨,很有必要给当局,特别是蒋介石指点迷津,使当局清醒认识台湾的当今局势,决定以“今日的问题”为总题目,分别论述十五个方面的问题,分头撰写文章。

以此为标志,《自由中国》连续八个月刊发了十五篇社论,全面检讨台湾存在的问题。这十五篇文章篇目是:殷海光执笔的“是什么,就说什么”;反攻大陆问题;军队国家化、军队中的党务等问题;财政问题;经济问题;美国经济援助的运用和浪费问题;小地盘大机构,呼吁压缩并裁减政府机构;建立中央政治制度,发挥政治责任;地方政治问题,主张实行地方自治;立法问题;要求废除出版法,保障新闻自由;青年反共救国团系非法体制,破坏教育正常运作;党化教育应该立即停止;“近年的政治心理与作风”,对台湾岛的政治风气败坏提出了严肃批评;“反对党问题”,以此制衡国民党在台湾的一党统治。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些社论的意义,雷震专门写了“今日的问题”开头语《给读者的报告》,此文类似于编者按,详细阐释了《自由中国》讨论这些问题的初衷。这篇文章与殷海光的《是什么,就说什么》和《反攻大陆问题》一起刊发。

这些社论文章篇篇击中蒋介石的要害,但最让蒋介石恼火的要推《反攻大陆问题》一文。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一再吹嘘要反攻大陆,并一再列出了时间表,却又一次次无法实现。这篇社论分析了反攻大陆的想法是狂妄臆想无法兑现之后,主要分析了这种狂想的巨大危害,文中谈到:

……“反攻大陆”的公算在相当时期内并不太大,而官方不仅嘴里说出十分必然的样子,这且不说,而官方这几年来在台湾的措施却是以“马上就要回大陆”为基本假定。这种办法,真是弊害丛生。第一,因为一切都是为了“马上就要回大陆”,一般人就形成事事“暂时忍受”和“暂时迁就”的心理状态。……第二,因为被“马上就要回大陆”的心理所误,官方的许许多多措施都是过渡性的措施。第三,因为“马上就要反攻大陆”,官方人士拼命办这种训练,那种训练,弄得颇紧张的样子。紧张的时间太长,大家所追求的目标尚渺不可得。但是迫于威势,屈于利害,大家不敢形之于色,言之于口。久而久之,双重人格就出现了:在公共场合,满口“拥护”、“革命”、“反攻”,在私人场合就是牢骚、怅惆、悲观、失望、彷徨。……⑨

这篇文章让蒋介石极为恼火。雷震回忆录和日记中有关于此事的记录,说刊有《反攻大陆问题》的《自由中国》第17卷第3期从印刷厂一拖出来,就被特务机关盯上了。就连《自由中国》编辑部寄赠给海内外朋友的杂志,也多被特务机关秘密扣压,这其中也包括寄给胡适的杂志。由此可见当局对这本杂志的恐惧态度。

蒋介石动用各种宣传手段、各种宣传工具,攻击《自由中国》杂志破坏了当局的“反共抗俄”的大业、“散布反攻无望论”、“帮共产党的忙”。据殷海光统计,《反攻大陆问题》社论发表后的短短两个月时间,仅仅台湾官方各报刊发表的批判、抨击此社论的文章就达200篇。

为了对当局的攻击做出回应,1957年9月1日,《自由中国》第17卷第5期上又刊登了社论《关于反攻大陆问题的问题》,指出,当局目前负不起“反攻大陆”的任务,并迈不开步子,使台湾岛上没有这种人才。为什么呢,因为通过几十年的政治斗争,蒋介石将近半个世纪历练出来的“国家”人才、精华斗完了。在国民党内,稍有才能的人,只要有一点不合分寸,定遭踢出于能发挥作用的位置以外;稍有雄心的人,也因不被信任而遭遇被淘汰的命运。在台湾的指导机构里,现在有的是欢呼队,鼓掌团;有的是事务科长、交际干事、文书录事、财务帐房,有原创力的思想家、有眼光的政治家、有新思想的军事家,均被排挤出局了。今日台湾政治机构的最大特色就是自己束缚自己。

六、陈怀祺事件

陈怀祺事件,是台湾当局精心秘密策划出来的。他们用重金买通一个打手、台南陆军工兵基地勤务处制造厂中校行政课长陈怀祺,由陈怀祺投书《自由中国》,等《自由中国》发表了这篇投书以后,他们就指使陈怀祺否认写过投书,反咬《自由中国》假冒他人名义发表文章,侵犯他人的名誉权,最终置《自由中国》于尴尬之境地。

这篇文章写得不可谓不精彩,为了能了解一下背景,现摘抄如下:

“……今年11月初,我以优秀干部的资格奉令参加‘国军三民主义讲习班’第XX班受训。这个每年照例都要在军中‘劳民伤财’的国民党军队党部举办的讲习班,究竟能否收到他们预期的效果,这里且不管它,现在,我且把我这次在班上受训所发生的几个疑问写出来,以就教于先生。

今年‘国军三民主义讲习班’的主要宗旨是坚定‘反攻复国’信念,巩固革命领导中心,一个是反攻大陆问题,一个是革命领导问题,要弄清这两个问题,于是贵刊去年8月1日所发表的‘反攻无望’(这当然是他们给贵刊扣的帽子)的论调以及贵刊‘破坏领袖’的‘荒谬言论’就一一痛加驳斥,好像今年的‘三民主义讲习班’就是为了要驳斥《自由中国》的‘毒素思想’而才开办的,每一个教官不管上什么课程,总要先把《自由中国》痛骂一顿,才好像尽了责任。而且腔调一致,骂来骂去却脱不了上级原来给他们写好了的那些根本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口号和教条,使我们这些受训的同学下课后,都摇头叹息这些教官们的可怜和幼稚。

……更使我莫名其妙的是,有一天,我们班里的训导主任给我们讲话,他说以前有人骂戴笠是领袖的走狗,戴笠不但不怒,反而很荣幸地以狗自居。现在我们革命军人也要以领袖的‘走狗’自居,如果有人攻击我们的领袖,我们就毫不客气地咬他一口。天呀!‘革命的军人’居然变成咬人的‘狗’!无怪乎当贵刊前年‘祝寿专号’出来以后,各方面都朝向你们乱咬一气,原来他们自认是‘狗’啊!……⑩

这样的一篇事实清楚的文章,真是说到了点子上,也让《自由中国》编辑部的同仁们很兴奋:终于有读者说出了他们这一个时期想说而未能明说的话。这篇读者来信和《反攻大陆问题》相互呼应,恰好证明了此前发表的社论的观点,于是《自由中国》决定刊发这个读者投书。

文章刊发以后,不断有读者打来电话,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大约半个月以后,被当局收买的陈怀祺拿着写好的一篇信函来到《自由中国》社,指出杂志上发表的《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不是他写的,是有人冒用他的名字投书杂志社。陈怀祺提出《自由中国》必须刊登声明,以正视听。

雷震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陈怀祺背后必定有人在指使。如果真是有人在冒用陈怀琪之名,那么杂志此次刊登的读者投书无异于是自己砸自己的招牌。《自由中国》编委们决定先在下一期刊物上刊登一篇启事,说明一下《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一文作者与台南陆军工兵基地勤务处制造厂中校行政课长陈怀祺不是一人。

《自由中国》如此处理,正中了台湾当局的下怀,他们唆使陈怀祺继续到《自由中国》编辑部纠缠。与此同时,台湾的《中央日报》、《联合报》、《新生报》均在显要位置刊发了陈怀祺警告《自由中国》社的启事:

查贵刊杂志于本年元月16日出版之第20卷第2期,刊载《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一文,捏造事实,分化团结,用污蔑革命军人之手段,以阿谀贵杂志之地位。投书竟假冒本人姓名、军籍、经历与学历,本人依据“出版法”第15条规定,与同月30日投函贵杂志请求更正。讵意贵杂志未依法登载原函,仅于20卷第四期之末页声明投书者之陈怀祺虽与本人同姓同名,并不一人数语。殊不知在现行军制之军营中,绝无同姓同名之可能。况原投书者声明之学经历与本人又属一致。本人于本月16日亲往贵社质询投书者究系何人,贵杂志社负责人态度蛮横,拒不作答,此种虚构事实假冒本人之姓名及学历,伪造文书,以分化团结,并毁损本人名誉之行为,不特为反“出版法”,实属触犯刑章,除依法诉请法院保护外,特此登报警告,以正视听!⑾

不久,台北地方法院的一名法警来到《自由中国》社,交给编辑部一张传票,要求雷震到检察院应询陈怀祺的诉状。

《自由中国》和当局的紧张关系最终以胡适给《自由中国》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而得以缓解。针对陈怀祺事件,胡适撰写了文章《容忍与自由》,在《自由中国》发表。胡适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有时我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胡适在此文中的观点让《自由中国》社的同仁不能接受,殷海光等人对胡适的看法由此得到了根本改变。

不管怎么说,胡适的表态确实缓解了《自由中国》和当局的关系。陈怀琪事件也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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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业伟   编辑: 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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