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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的罪衍,负面的现代

2012年12月13日 14:41
来源:读书 作者:季进 余夏云

城市景观和流行时尚

过去对上海大众文化的观察,大多从文化制度和工业资本的角度导入,但近来的研究却越来越倾向于从日常生活以及知识精英以外的社会群体和个人入手,主张“现代性”的多角度、多方位并发,甚至,颠覆了之前文学史、文化史所宣称的“自上而下”式的传播模式,而改从“下层社会”进行探查,这也避免了将“大众文化”变成另一种“精英现象”。比如,在针对周慕桥画作《视远惟明》的讨论中,李欧梵曾敏锐地指出,望远镜作为一种西式科技,它的出现却完全与科学无涉,只是公众娱乐生活的一部分,三位盛装的妓女,成了它的有力诠释者和展示人。也许,历史的奇幻之处正在于此,往往是这些并不受欢迎的个体和流派,承载了一种必然的“历史不安”,并借用娱乐和消闲的方式,释缓了这种焦躁,达成一种“纾解性的诗学”。林培瑞(Perry Link)在《鸳鸯蝴蝶派》一书中就认为,以“消闲”著称的“鸳鸯蝴蝶派文学”提供了一种“疏解”(deviation)现代性焦虑和紧张的文化功能。

叶凯蒂笔下的清末妓女,正是这样一类人物。她们大胆地表演西式服装,以颠覆传统性别界限的方式着男服,乘马车,出现在人流混杂的茶楼、戏院和公园。她们服色夸张而大胆,妆面出人意表、标新立异,而且出行装备也堪称奢华,不仅有装饰一新的敞篷马车,还有一位同样时髦光鲜的马夫。这种种行为,不仅是同行竞争的需要,更是一种必要的“自我标榜”(self-fashioning)。通通频频地在大众面前曝光,她们展示了自己独特的魅力,并由此达到招揽潜在顾客的最终目的。这些新式服装,不仅改善了她们的外在形象,为其增“色”添“奇”,更重要的是,它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身体语言和行为姿态,见证了一座城市的欲望,提供了一种全新价值标准:不但混乱了内、外界线,打破了男、女区隔,就连牵涉民族意识形态在内的华、洋之别,亦由此变得模糊不清。她们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成为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城市指南和都市画报以此为素材,向各方游客广而告之。她们所穿的种种服装款式,也成为一般女性效尤的对象,屡屡牵动时尚潮流。可以说,历史上“靓装倩服效妓家”的风潮,莫此为甚,亦莫此为广。除了服装,包含在这效仿风潮中的内容,还有妓女所采用的家具,以及他们为拓展业务而进行的摄影活动。前者提供了组织现代家庭结构所需求的物质要素,包括西洋照明器具的引入和时钟的使用所带来的新的起居规范和时间模式,而后者则牵出技术更新、商业利润以及“文明”的新意象——“明星”等等诸多内涵。

叶凯蒂有意将上海妓女塑造成颇具商业意识的“独立职人”(independent professionals),声言其如何懂得借用各种渠道、手段来包装、宣传、经营和巩固自己的业务,四面逢源,八面玲珑。可是,这些近乎“溢美”的表达,是否有夸饰的成分呢?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些时尚行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出自她们的主观意愿,而非被动防御?叶凯蒂多次使用了“夸示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概念。这个概念在社会学家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笔下,是与社会结构或阶级实践相挂钩的,其功能不只是提供感官享受,而是为了是阻止社会的流动,巩固上层精英的既得利益和文化地位。卜正民(Timothy Brook)《纵乐的困惑》一书讨论明代时尚时就指出,时尚并不是一个公开、普泛的进程,它随时变化坐标,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些企图进入上流社会的一般民众,在接近现行标准时遭受挫折。换言之,时尚成了一种必要的捍卫机制,它是针对“社会仿效”的防御策略。回过头来看上海妓女,根据安克强的提示,整个20世纪的风月场,“野鸡”团体不断壮大,长三、书寓、么二等相对高等的妓女不免受到冲击。除了自降身价,我们大有理由认为,其处心积虑地制造流行时尚,目的就是为了与其他的妓女更好地竞争,并循此表明自己的“崇高”地位。如此一来,海上名妓胡宝玉移樽就教,向“咸水妹”学习西式发型和装扮,乃至语言和家具摆设,其意图就昭然若揭。此其一。

其二,对这种追风逐浪式的“社会效仿”,上海妓女起了多大的带动作用?或者,换一种提法,还有没有其他的社会因素,推动这种奢华时尚的到来?回顾20世纪的中国社会,至少有三种要素值得注意。一是女学堂的大量涌现,二是不缠足运动的风起云涌,三是女性务工人员随经济发展而日益壮大。这些走出闺阁的新女性,特别是女学生,她们该如何着装,成了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许多女学生无处效仿,只得纷纷效法妓女,以至于出现妓我不分的现象,被时论讥为“服妖”。有鉴于此,社会各界从1906年起开始纠正时弊,讨论女学生的服制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妓女带动时尚风潮,仍有待社会变革之助力。如果没有整个社会秩序和风气的移易,恐怕妓女的这般夸张举动,仍不过哗众取宠而已。而且,这种流行时尚中仍可能包含着疼痛感。名妓林黛玉开了画浓眉风气,叶凯蒂认为这可能是得益于她曾从事戏剧表演,但贺萧的讨论却指明,这与她得过性病有关。因为梅毒,她脸上落了疤,眉毛也脱了,为了遮丑,她不得不化浓妆来掩饰。可见,时尚潮流背后也包含有被动、负面的信息。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通过日常生活进入中国的现代性,是否得到了最为有效的吸收,时尚行为的无害是否足以保证它的畅通无阻。曾佩琳就认为,“惊骇与诱惑是对文明的曲解,而不是它的本质,即进步。换句话说,穿着外国服饰拍照,无助于创作能促使中国变成强国的新女性,即达到西方文明标准的女性。”此外,社会舆论也对妓女的种种越轨行为颇多微词,屡屡设置障碍。就服装而言,就不允许妓女模仿女学生,坚持尊卑有别,夫人不得学婢女装等等。通过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妓女们热闹地表演着“现代”,但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来自传统的文化意义和等级秩序,仍固执的盘旋于世人的头脑中,既牵制着它的实践者,也困束着它的对立面。如此一来,叶凯蒂笔下的晚清妓女真可谓是“光彩而悲惨”。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季进 余夏云 叶凯蒂 上海妓女 大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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