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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妓女的“文人化”

2012年12月21日 14:49
来源:中华网 作者:王鸿泰

最有名的例子是柳如是,据钱肇鳌《质直谈耳》言:

柳如是,吴江周氏宠姬,年稚明慧,主人常抱置膝上,教以文艺,以是为群妾忌,独周母以其善于趋承,爱怜之。然性纵荡不羁,与周仆通,为群妾所觉,谮于主人,欲杀之,以周母故,得鬻为娼。其家姓杨,乃以柳为姓,自呼如是。扁舟一叶,放浪湖山间,与高才名辈相游处,其在云间,则宋辕文、李存我、陈卧子三先生交最密。时有徐某者,知如是在畲山,以三十金与鸨母求一见。徐蠢人也,致语云:“久慕芳姿,幸得一见。”如是不觉失笑。又云:“一笑倾城。”如是乃大笑。又云:“再笑倾国。”如是怒而入,呼鸨母问:“得金多少,乃令此奇俗人见我!”知金已用尽,乃剪发一缕付之:“以此偿金可也。”又徐三公子为文贞之后,挥金求与往来,如是得金,即以供三君子游赏之费,如是者累月。三君意不安,劝如是稍假颜色,……因勖徐曰:“君不读书,少文气,吾与诸名士游,君厕其间,殊不雅,曷不事戎武,别作一家人物,差可款接耳。”徐颔之。

据陈寅恪(1890-1969)考证,此处所谓的周氏应为周道登之妾,而柳如是离开周家大约在崇祯四年左右。离开周家之后,柳如是虽沦为娼妓,但由于她的精通文艺,凭此才能,很快地打入文人社交圈中。她大约在崇祯五年左右到松江与陈子龙等几社名流相结识,从此搭挂于文人社交圈中,展开其长达十年之久的游历生涯。据陈寅恪考证:“崇祯八年秋晚以前,为松江时期。八年秋晚以后至九年再游嘉定复返盛归家院为嘉定盛泽间时期。十一年至十三年十一月杭州嘉兴时期。此后则至虞山,访牧斋于半野堂,遂为一生之归宿。风尘憔悴,奔走于吴越之间,几达十年之久。”在这段期间,她积极地参与这些地区的重要文人活动,而她的社交成果也相当丰硕,除松江几社诸子与钱谦益外,嘉定地区的文坛元老:程嘉燧、唐时升等人,杭州地区的社交名流汪然明,以至名冠诸士的复社领袖张溥,都与她有文字之交。可以说她这十年的流浪生涯已在江南文人圈中编组了一张相当紧密的社交网,她的声名也正因此社交网的开张而日渐高涨。而她也有选择往来对象的权力,如徐某与徐三公子,达不到“名士”的标准,因此被排除在柳如是的社交网外。

据说柳如是曾经以士人的装扮拜访钱谦益──《牧斋遗事》中载道:“(柳如是)闻虞山有钱学士谦益者,实为当今李、杜,欲一望见其丰采,乃驾扁舟来虞。为士人装,坐肩舆造钱投谒,易杨以柳,易爱以是,刺入,钱辞以他往,盖目之为俗士也。柳以次日作诗,遣伻投之。”柳如是这种“为士人装”以投刺、投诗相求谒见的方式是一般文人开展社交的习惯,此种作为除求识的便宜之计外,实别具象征意义,它多少可视为文人文化对妓女浸透效应的反映。

妓女除了在实际的交往活动中,以诗文和文人相酬答外,从她们生活空间的安排,也可看出文人文化对妓女活动的浸透。如前所论,城市中的高级妓院极重视其空间形式的安排,在其刻意经营下,妓院在整体外观上,具有“园林”的趣味,而高级妓女的房间则以“幽雅洁净”为特色。这种空间安排在相当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文人化的表现:园林本来就是士大夫阶层所发展出来的空间形式,而妓女房间的种种摆饰也都可说是文人文化的反映。

《板桥杂记》所载顾媚之眉楼中“绮窗绣帘,牙签玉轴,堆列几案,瑶琴锦瑟,陈设左右,香烟缭绕,檐马丁当。”或如花魁娘子之房间:“中间客坐上面,挂一幅名人山水,香几上博山古铜炉,烧着龙涎香饼,两旁书桌,摆设些古玩,壁上贴许多诗稿。”又或如《梼杌闲评》中素馨之住处:“进了一个小门儿,里面三间小桊,上挂一幅单条古画,一张天然几,摆着个古铜花觚,内插几枝玉兰海棠。宣铜炉内焚着香,案上摆着几部古书,壁上挂着一床锦囊古琴,兼之玉箫、象管,甚是幽雅洁净。”或《金瓶梅》中郑爱月之房:“进入明间内,供养着一轴海潮观音,两旁挂四轴美人,按春、夏、秋、冬……西门庆坐下,看见上面楷书‘爱月轩’三字……进入粉头房中。但见瑶窗素纱罩淡月半浸……旁设褆红小几,博山小篆……壁上文锦囊象瓶插紫其中。……鸳鸯榻,高阁古今之书。”这种描述中所呈现出之布置大体上与雅致之书房格局相一致:除“书桌”、“书籍”、“牙签玉轴”、“诗稿”为书房之基本置物外,琴为妓女所必备物,而将之悬于壁上,也与书房之布置相合──《遵生八笺校注》中言:“琴为书室中雅乐,不可一日不对。清音居士谈古,若无古琴,新琴亦须壁悬一床。无论能操,总不善操,亦当有琴。”房中置香几,几上摆设古玩、香炉或清供花草,亦属书房之必要──高濂在《燕闲清赏笺》有《香几》专文曰:“若书案头所置小几,惟倭制佳绝。……斋中用以陈香炉、匙瓶、香合,或放一二卷册,或置清雅玩具,妙甚。”而其《书斋清供花草六种入格》文中言:“六种花草,清标雅质,疏朗不繁,玉立亭亭,俨若隐人君子,置之几案,素艳逼人,相对啜天池茗,吟本色古诗,大快人间障眼。”56至于香几上置香炉以焚香,香炉以铜炉为佳,这都是文人所特别讲究者──《燕闲清赏笺》中特别列有《论香》之文,其“焚香七要”中又特别提到香炉以铜炉为佳。墙壁之装饰也是书房所特别重视者──李渔即谓:“厅壁不宜太素,亦忌太华。名人尺幅,自不可少。”“书房之壁,最宜潇洒。欲其潇洒,切忌油漆。……壁间书画自不可少。”要之,在明末名妓之房间格局,基本上是仿效当时文人对书房布置之考究,这是一种空间经营上的“文人化”。

这些“文人化”的妓女,如崔嫣然之例:“少机警,知文史,所居有幻影阁,返照入牕,庭柳扶疏,飞禽走鸟,影现壁间,房帏虚朗,书帙横陈,好与名人词客游。程孟阳亟称之,以为北里之女士也。”崔嫣然被评价为女性“士人”,正可以显示出她们“俨如士人”的特殊表现形式。60以红颜而为文士,这类“文人化”妓女形成的重要意义是,除了“闺阃之内”的传统女性角色外,有一种女“士”的新角色,她们有文艺知识和才能,主要的往来对象是文人,居住空间的布置也以士大夫的书房为范本,这种女“士”角色的形成,才提供了士大夫与“红粉知己”经营情感世界、情艺生活的可能。

从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妓女与文人的交往可以说,明代后期文人涉入、参与妓女的活动后,逐渐以其文化上及社会资源运用上的优势,将妓女活动收编于文人文化中,在此收编的同时,也对这些妓女进行身分上的塑造,其塑造成功者即所谓的“名妓”。这种“名妓”的产生本身就可以说是种社会文化的表现,而同时,“名妓”的出现也开启了新的社会文化的创造契机。因为当这些名妓被“创造”出来以后,她们将在士人的社交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当妓女文人化的同时,她也逐渐突破了在社交活动中的陪衬性或被动性。具体地讲,当一个妓女已经具有写作的能力,她可能也就可以得到文人的认同,以同志的身分在文人社会中活动,而非只是其中的陪衬者,甚至她们也可能成为文会中的主角。在这种情况下,整体社交活动的发展中,除了男性士人之间的交游外,又增加了女性的角色,而女性的加入,且以对等身分与男性进行交往,无论就社交文化,或是对传统男女关系的发展,都是一个新的局面,在此新局面下,新的社会文化──“情色文化”乃随之孕育成长。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晚明 名妓 文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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