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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的历史与身体的政治——读《危险的愉悦》

2012年12月22日 16:09
来源:社会学研究 作者:毕向阳

在历史的分层体系中,被压迫群体的知识如何可能?这是越来越多把目光投向社会底层的学者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在《危险的愉悦》这部著作中,贺萧以其涉猎广泛而又细致入微的“声音考古”工作,在纷繁芜杂的各种档案和文本中认真地挖掘并建构着20世纪中国上海娼妓的历史,用扎实的研究回应着将女性主义带入后殖民理论的主要人物美籍印度裔学者斯皮瓦克所提出的“底层群体不能说话”的著名论断。(注1)纳入其视野的资料包括娱乐场所指南、奇闻逸事录、回忆录、文学小说、传奇故事、劝诫文字、市政法令、庭审记录、改革者的禁娼主张、医生和社会工作者所做的性病发病率报告,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资料并不囿于传统上被认为是所谓“事实”的历史记载,更包括不会被认为属于“客观”资料的各类文体。然而,所有这些东西都构成贺萧进行“声音考古”时面对的素材,因为在她的研究里,这些已然化为叙述文字形式的历史档案之中凝结着一整套的权力关系,共同参与了娼妓这一特殊的底层群体的话语生产和社会建构的历史过程。

翻开《危险的愉悦》这本堪称大部头的史学专著,一开始作者就开诚布公地告知读者,这项研究“虽称不上是对19世纪晚期至今上海娼妓生活的想象性重构,但却又甚于想像性重构。说算不上是想像性重构,是因为娼妓同其他所有下层群体一样,并没有记载自己的生活。事实上,只是当有人想对她们进行赞誉、谴责、统计其人数、进行监管、为她们治病、分析其病理、对世人发出警示、拯救她们、取缔娼妓业或者用她们作为社会象征,等等--只是在这种种情形下,娼妓才进入历史记载”(第3页(注2))。的确,所有这些资料所提供的,或是一套与社会性别有关的、关于男性的愉悦和对男性的危险的话语,或者是一种与阶级密切相关的、关于拯救的话语,并不足以直接重构娼妓自身的生活经验。贺萧自身已经明确意识到“有关娼妓问题的资料是那么完全彻底地嵌入了愉悦、改革和管理的话语之中,所以不可能凭借这些资料,以任何直截了当的形式重构这些妇女的生活经验”(第25页)。因此,作者并不讳言这部著作并非娼妓本身的历史。但底层群体不能成为言说的主体并不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就只能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微妙和关键之处在于,透过这些集中于娼妓的作为权力体制的知识生产或强势话语的文化想象,加以反思性地解读和创造性地重构,正可以捕捉20世纪中国现代性之展开的历史脉络。

贺萧这部著作在方法论上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她放弃了不少激进的历史学家抱持的试图通过历史编纂“复原”那些被忽略的群体历史或者“拯救”他们历史的勃勃雄心,转而将目光投注到那些建构着底层群体历史的各种话语和叙事。不过,她表示自己也不完全同意斯皮瓦克在此方面过于悲观的“不可知论”,认为底层群体,尤其是女性底层群体,没有任何自主独立地叙述历史的可能性。为了在各种强势话语和历史档案中捕捉到这个沉默的群体的痕迹,贺萧采取的研究策略是,以所谓“声音考古”的进路,从各种不协调的嘈杂话语的相互关系之中去识别底层群体发出的难以分辨的杂音或细语,并注意从中“堂吉诃德式地”尽力但不加浪漫化地寻觅娼妓的能动性和日常的反抗行为。贺萧承认,对于娼妓这个底层群体来说,在历史关于她们的记载中有太多的静默无声,有太多的含混和暧昧,有太多无法填补的空白,她表示自己无意于粘连这些历史的碎片,铺陈出一套浑然一体、了无缝隙的“线性历史”,或者塑造出统一的、同质性的“大写主体”,而是从各种不协调的、相互竞争的话语中去阅读、聆听,在“与那些更显见的、更清晰可辨的力量的关联中”(第34页)去辨识这个底层群体的声音和行为。(注3)

换言之,娼妓自身并没有历史,如果说她们有某种意义上的历史,也是以某种形式存在于各种主导话语和精英叙事之间,发生于权力关系的网络之中。因此,贺萧这里既不是妄图“复原”娼妓在历史中的声音,徒劳地去寻找属于这个群体的所谓“反叙事”,也不是一味炫弄对官方文本或精英叙事的解构技巧,把历史研究变成拆解高级语言的符号游戏,而是着眼于这个群体与各种话语及权力实践之间的历史关联,努力从中捕捉这个特殊的底层群体社会命运变迁的轨迹。所以,对作者来说,底层群体能否发出自己的声音,能否自主地表述自身的历史已不重要,本质的问题也不在于她们是否拥有始终如一、独立自主的主体性或群体意识。贺萧倾10年之力所探求的乃是“一种关系”,她表示希望透过这种关系,尽力发掘出“带有性别指向的主体之轨迹的构造”(第27页)过程。

在研究过程中,贺萧对自己作为研究者在权力-知识体系中的位置时刻保持警醒,小心翼翼并深具反思性地指出,这个研究本身也是历史学家对娼妓的历史进行重构的一次尝试。贺萧的反思性立场尤其体现在她将作者身份加入到在重构娼妓历史时发生的这样一种关系网络之中:“我们要做的不是寻觅‘已然在那儿’的过去,而是寻找历史记载的对象、记载历史的人和我们自己这三方面互相之间游移不定的关系”(第14页)。除了彻底的反思性以及对“历史事实”所持的建构主义的立场,在这个说法中还表达出一个更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底层群体能否发声的问题上,贺萧以关系论替代了实体论,在将“底层群体发声的可能性”问题化解于这样一种关系网络之中后,她面对的主要是“底层如何被表述”的问题,而非“底层真正的存在形式如何”的问题。因此,与其说贺萧在这部著作中考证出作为底层群体的娼妓在历史中究竟发出了哪些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不如说她在以对这样一种关系的把握为基点重构娼妓被压抑、被扭曲的历史的过程中,多大程度上揭示出令娼妓群体沉默失语和形塑她们历史境遇的权力机制,以及这样一种权力实践的过程及其效果对于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进程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就此而言,无论对于作者本人还是对那些并非简单地怀着文化猎奇或者怀旧心理的读者来说,重要的已不是考古的结果,而是考古的过程。恰如作者自己所举的“剥洋葱”的例子,过程本身而非最终结果提供了钻探历史地层探查其构造及变迁的机会。

贺萧在这部著作中所建构的娼妓的历史,构成福柯意义上的“他者的历史”的一个范例。福柯所实践的对疯癫者、罪犯、性错乱者等边缘群体的研究,正是通过对那些被压抑、被排斥、被遗忘的“沉默”者的考古学,来揭示现代社会如何通过种种排斥或规训的权力配置和话语实践,实现自我表达与统合,确立自我中心的价值和秩序(福柯,1999a、2005)。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面前,这类历史只是以“他者的历史”的面目出现,而非主体自身的历史。既然如此,作为研究者或者后来者,如何才能在历史之中听到这些身处底层或边缘的群体的声音呢?

福柯在一篇重要的文章《无名者的生活》中已经提出,捕捉这些没有历史的人群被掩盖的生命痕迹,“……必须得有一束光,至少曾有一刻,照亮了他们。这束光来自另外的地方。这些生命本来想要身处暗夜,而且本来也应该留在那里。将它们从暗夜中解脱出来的正是它们与权力的一次遭遇: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次撞击,对他们匆匆逝去的短暂一生,不可能留下片纸只言……也正是这样的权力,催生了这些文字,让我们有机会窥见这些生命”。这几乎是把握无名者的生活的惟一途径。因为“所有这些生命,本应注定活在所有话语不及的底层,甚至从未被提及就销声匿迹。它们只是在这次与权力稍纵即逝的接触中,才得以留下自己的痕迹,短促、深刻,像谜一样。因此,根本不可能重新捕捉它们处于‘自由状态’时的本来面目;只有当它们落脚在权力游戏和权力关系所预设的滔滔雄辩、出于战术考虑产生的片面之辞或者奉命编造的谎言中,我们才能把握它们”(福柯,1999b)。这里,福柯融合了知识考古学与权力谱系学分别对话语实践和权力实践的关注,并避免了在《癫狂与文明》、《纪律与惩罚》中在如何进入日常生活问题上所采取的巴塔耶式或者卡夫卡式策略的危险性,更精准地指出了无名者进入历史的方式,或者说接触无名者的生活的途径。(注4)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娼妓上海 妓女 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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