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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一部不应该被遗忘掩盖的苦难史

2013年04月15日 15:30
来源:财经网 作者:朱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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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劳改营都有自己的世界,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城市,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

因为拒绝陪内务部高官上床而被关进劳改营的苏联女演员塔季扬娜·奥库涅夫斯卡娅写道。

被迫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生活的人,他们是谁?他们怎么生活的?他们的命运如何?

我在《古拉格群岛》里读到过那些人的影子,我在《人·岁月·生活》里看到过那些幽灵(爱伦堡委婉地写过他许多熟悉的人失踪了,他们要么被枪毙,要么就去了古拉格),我在《捍卫记忆》中在《茨维塔耶娃传》中在许多书中看到过那些影子……

安妮·阿普尔鲍姆的书中,提到了许多我过去在书中碰到过的幽灵,比如,大名鼎鼎的图波列夫,布哈林的遗孀,图哈切夫斯基的妻子,曼德尔斯塔姆,茨维塔耶娃的女儿,比如布罗茨基,当然,更多的则是抽象化为数字,抽象化为回忆中不知名的死者。

我年轻的时候听过一则关于苏联的故事,讲的是过去苏联人最怕晚上敲门,一打开门,门口站着的警察就说:公民伊凡什么什么,您被捕了,请跟我们走吧。

我那时少不更事,以为纯粹是因为政治对抗拿苏联开涮,我后来才知道,这不是玩笑,现实甚至比这更可怕。

“人们被逮捕,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属于某类人。”安妮·阿普尔鲍姆写道。

哪类人?

人民的敌人。

这是个雅各宾党人的用语,我们更熟悉的叫反革命分子。后来贝利亚特别提到:

“人民的敌人不仅是那些从事破坏活动的人,而且还有那些对党的路线的正确性表示怀疑的人。”

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下,多少生命从此走上不归路。

十月革命前三个星期,列宁已经粗略地描述了一个还很模糊的计划:要给富有的资本家安排“强制性的劳动任务”。

1918年1月,因对布尔什维克的反抗十分激烈而恼羞成怒的列宁更加急不可耐,他写道,他赞成“逮捕乘坐头等和二等包厢旅行的百万富翁阴谋分子。我建议判处他们在矿井里强制劳动半年。”

列宁还认为,苏维埃国家的建立将会产生一类新型罪犯:“阶级敌人”,他们反对革命,并且公开或者经常是隐蔽地企图破坏革命,他们比普通罪犯难以识别,且更难改造。

1918年5月,布尔什维克颁布的首个“关于贿赂行为的法令”,规定,“如果犯有受贿或行贿的人属于有产阶级并且正在使用贿赂的手段企图保持或取得与财产权有关的特权的话,那么,他将被判处在最艰苦和嘴恶劣的条件下强制劳动,同时没收全部财产。”

阿普尔鲍姆写道:“换句话说,从新的苏维埃国家刚刚成立起,人们就将因为属于某一类人而非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被判刑。”

阿普尔鲍姆在《古拉格:一部历史》里的记录,我在《哲学船事件》的档案里,也读到过类似的说法,那是列宁给捷尔仁斯基的信中提到的要求。那信件的最终结果,就是苏俄将他们国家最有才华的学者,包括在哲学家文学家等,用两艘轮船放逐到了国外,史称哲学船事件。

阶级敌人也罢,人民的敌人也罢,从来没有明确的界定。“这种模糊不清的划分将一直保持到八十年后苏联本身解体为止。”

于是,革命初期的法庭随意判处银行家、商人的妻子、投机商、沙俄时代的狱卒以及其他看起来可疑的人,入狱服刑,强制劳动甚至死亡。后来则增加了内战的反对力量白卫分子。

当然,苏维埃当局对把革命的同路人打成政治犯更有兴趣,比如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左翼右翼的社会革命党人等等。

“他(斯大林)不仅要用镇压机器的全部力量对付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和旧政权的成员,而且还要用来对付布尔什维克自己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阿普尔鲍姆写道。

于是,后来的古拉格里,则又增加了托洛茨基分子、忠诚的布尔什维克、技术专家等等;还有妇女,还有孩子,还有反苏的民族游击队等等。

那些“某一类人”,有时相对明确——“二十年代后期的工程师和专家,三十年代的富农,二战期间的苏联占领区的波兰人和波罗的人”。

有时则是相对模糊,比如三四十年代,外国人一直被当做可疑分子,还有有海外关系的苏联公民。

波兰人一直是特定的逮捕对象,犹太人的命运也一样。

当然,还有共产国际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及领导人!

阿普尔鲍姆在书中写道:

“1936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的394名成员到1938年4月是只剩下171人,其余的都被枪毙或者送进劳改营”,他们中间包括不同国籍的人,德国人、奥地利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芬兰人、南斯拉夫人等等。

“斯大林杀害的1933年以前的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成员比希特勒还多:在纳粹攫取政权后逃到苏联的68名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种,41名遭到处决或者死于劳改营。波兰共产党甚至可能被更加彻底消灭了。据有些人估计,五千名波兰共产党党员在1937年春天或者夏天被处决。”

苏联最受欢迎的女演员塔季扬娜·奥库涅夫斯卡娅认为,自己是拒绝与战时苏联反间谍部门负责人阿巴库莫夫上床被捕的;斯坦罗斯京四兄弟是著名的足球运动员,他们效力的斯巴达队不幸击败了贝利亚喜欢的迪纳摩队,对贝利亚造成了“严重的感情伤害”而被捕。

当然许多被捕,甚至不需要什么理由。

“根据1940年的一项法律,一名企图偷越苏联边境者的亲戚应该被捕,无论他们对亲戚逃跑的企图是否知情。”阿普尔鲍姆根据资料写道。

“你还问为什么?你知道,这是一个不为什么就可以抓人的时代!”曼德尔斯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在回答阿赫玛托娃愤然的喊叫“为什么”时说。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被任命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当时几乎没人知道,戈尔巴乔夫出身于一个“人民的敌人”的家庭。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农民,其中一位1933年遭到逮捕并被送进劳改营;另一位1938年被捕并在监狱受到严刑拷打,一名办案人员打断了他的双臂……阿普尔鲍姆告诉我们。

“于是,命运使得人人平等

不再按照法律的规定

无论是神父的儿子还是人民委员

无论是富农的儿子还是红军司令……

在这里,各个阶层平起平坐,

同是营中难友,大家皆为兄弟,

人人都被打上叛徒的印记……”

阿普尔鲍姆在本书序言开篇,引用了曾经发表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苏联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凭着记忆》这首诗。

这些“某一类人”,这些“人民的敌人”,这些“叛徒”,这些“垃圾”,他们充塞了古拉格,成为新沙皇的苦役犯。

他们是“国家的奴隶”。

书中告诉我们,斯大林时期(1929-1953),进过苏联劳改营的人数高达1800万,另有600万人流放哈萨克沙漠或西伯利亚森林等地参与强制劳动。劳改营囚犯常年保持200万人左右。

古拉格的受难者,即便获释多年之后,“经常可以在大街上仅仅通过‘眼神’认出以前的囚犯。”

十九世纪,俄罗斯帝国鼎盛时期,俄国哲学家恰达耶夫写了篇批评尼古拉一世的文章,他断言:“与人类社会的所有法则相反,俄罗斯的目标只是奴役自己国家和所有邻国的人民。”他因此被尼古拉一世囚禁于家中。

“俄彼得强国之道,主在役使教会,威诱贵族,而化民为奴,以取资用。人民的陷落,成全了国家,上位者盘踞那块大地,心态与治事方式无异于外国占领军。所谓没有人民的国家,一语道尽其中奥妙。主政者逆取而逆守,有意无意彻底实现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虚其心实其腹的专制实训。”

彭淮栋先生在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的译后记中,其实也点出了这一点:

一个没有人民的国家。

[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古拉格 劳改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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