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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芬对与杨绛先生交往过程的深情追忆

2012年08月09日 15:52
来源:文汇报 作者:李文俊 张佩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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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文集》的序言引发了张佩芬对与杨绛先生交往过程的深情追忆———

张佩芬,女,1933年农历中秋节出生在上海,祖籍浙江上虞,父亲为旧时的钱庄经理,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历任《译文》、《世界文学》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德语文学副研究员。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著《赫尔曼·黑塞小说散文选》、《黑塞散文选》、《迪仑马特小说集》、《法官和他的刽子手》(均为德国作家作品集),编辑专著《德国文学概况》,论文集《卢卡契文学论文选》,另外发表研究黑塞、托马斯曼、迪恩马特、诺瓦利斯等德国作家的论文、评论数十篇。

杨绛先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杨绛文集》的序中说:“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我的全部小说,还在试笔学写阶段”。乍读这几句话,觉得她太谦逊,但沉吟片刻后我又否定了自己的第一感觉。我想,“名望”之类其实不是杨先生的目标,也许还是让她感到累赘的东西。

杨绛

我和杨绛的“联床之谊”

1954年夏,我第一次看见杨先生,她手上那把小花伞竟让我多年来一直认为她“娇弱”。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杨先生接连做出的两件大事,才彻底抹去了我脑际的错误印象。两件事都发生在1966年夏天,第一件事是杨先生奉命劳改,把原来污垢重重的女厕所擦洗得焕然一新,我第一次踏进锃亮的厕所时不禁吓了一跳,也顿生敬重之心。第二件事是她逆潮流而行,竟敢写大字报(尽管字迹很小)为钱锺书先生澄清事实。她为此受到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大会批判,却敢当众对抗运动,跺着脚喊叫:“就是不符合事实!”她的喊声震动了我,我对她的坚强不禁肃然起敬。

我和杨先生进一步相熟,只有短暂时光———在河南息县一座农舍里,自夏至冬,有过半年的“联床之谊”。外文所从农舍乔迁至“中心点”之初,我们又因为看守工具而有缘长谈竟夜。1970年7月,外文所抵达干校那天,气候特别燠热,我、杨先生和另外两位女同事分在同一农家。四人一见曲尺形小屋无门无窗,只能勉强挤进四张床,都沮丧万分。四人中最年轻的那位指着门洞边通风较好的两个位置说:“我在这里,你(另一位成份好的同事)在那里。”我正要瞪起眼睛吵架,杨先生脸上的一丝笑意制止了我,但见她指着憋闷的角落平静地说:“那么我就在这里啦。”她的“善下之”教育了我,我便一声不吭与她联了床。每日夜晚,人人肮脏不堪,屋里转不开身,又不能在人瞧得见的地方冲凉擦洗,总算在村边一处小山坡上找到一口水井。阳光下野草和灌木丛生的井旁景色显得荒芜杂乱,然而夜色下,尤其是繁星满天的夜晚,闪烁着晶亮光点的水井和草木就会让我觉得颇有歌德《维特》中泉水井台畔的美妙气息。我们时而四人,时而两人,在井边冲凉或洗衣(洗大件衣物当然得等休假日),杨先生又让我经验了她另一种“善利万物”的本领。

两年干校生涯中,我最厌烦天天要开会听人说假话。杨先生当然也不可能心情痛快,却总能克制自己,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让我们开朗起来。隔了三十年后,再回溯水井边、棚屋里那一次次夜谈,越发感到她的坚强。她坐在不舒服的小马扎上,轻声叙说她儿时双亲老家、妹妹杨必、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锺书的趣闻逸事,没有丝毫刻意构造的痕迹,随意而流畅,就像一支美丽乐曲流淌出宜人的旋律,飘散着抚慰人的乐音。我无以为报,只能回赠以老母寄自上海的巧克力等零食,当时对我而言,亦属“割爱”之举了。杨先生从不推辞,却也从不和我同享,多少令我觉得奇怪。有一天我清早出工,走在田间,刚取出一枚无花果要吃,迎头撞上了钱先生,便递给了他。他当即剥去包纸塞进嘴里,现出一脸灿烂的笑容。我顿时悟到杨先生不和我同享的原因。难道还可能有别一种不合乎她本性的做法么?

在斗室里调和锅碗瓢盆和笔墨纸砚

外文所回北京后,我和杨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大概是1973年吧,文俊和我听说他们夫妇遭欺凌搬进七号楼办公室暂住,赶忙去探望。不料两位前辈一字不往我们慰问的话头上说。钱先生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他正使用的英语词典,给文俊讲解着他在书页上下左右写满的字迹。事后文俊据此写了一篇《读词典的乐趣》。杨先生则在房间另一头向我娓娓传授,如何如何在一间斗室里调和锅碗瓢盆与笔墨纸砚。那情景,恰如江浙人惯说的调侃话:“螺蛳壳里做道场”。而他们也确实在这十几平方米里做出了包括《管锥编》与《堂吉诃德》在内的大道场,令人感佩不已。

我未到过二位先生的三里河寓所,文俊去过一次。钱先生在世时,知道他们忙于著译,不愿去“添乱”。后来杨先生一再在电话里说,通通电话便很好,叫我们不要跑来跑去。又说,路上交通拥挤,坐车多累!是啊,我们这些“年轻人”也老了,又有病,见了面徒增伤感,何必呢。

这二十多年来,我们同两位先生只是偶通书信和电话,却每次接触都有所得益,其中有两次甚至让我深受感动,略述如下。

一次是在1991年秋天,杨先生惠寄我们夫妇第三次印刷的《洗澡》一册,同时附有一信,信末说:“看我的书是给我面子,该我说‘谢谢’。”杨先生如此“善下之”叫我感慨系之。

第二次则是2001年秋天的事了。我们写信告知杨先生我们刚搬家,她立即来电话祝贺乔迁之喜,照例又一次谢谢我帮着看钱先生文集的校样(涉及德语之处),又谢谢文俊在干校帮她洗床单(一次而已)。我回答说:“我看钱先生的校样所得远比我付出的多得多,因为我对钱先生研究的课题有兴趣。当然我(所懂得的)只不过是尾巴而已。”杨先生接着说的话着实让我吃惊:“我也只是他(的学问)的尾巴而已!”在我的记忆里,杨先生自来只揭钱先生的“短”。譬如她笑嘻嘻地形容钱先生“无能”,说他下干校“打前站”时,不会对付肮脏衣物,竟打包寄给尚在北京的杨先生处置。我听时都笑得前仰后合。然而,千句万句奚落都压不过这一句赞语的分量。

杨绛在《我们仨》中说:“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几句话确实道出了他们一生看待生活、写作的平淡心态。

 
[责任编辑:刘畅] 标签:杨绛 张佩芬 翻译 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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