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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维新”,日本和中国的结局为何如此不同

2011年05月19日 14:21
来源:凤凰网读书综合 作者:捷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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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日本有一个“明治维新”,由于“明治维新”,使日本从此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很快崛起,迈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因“明治维新”影响了日本几百年,被称为“百年维新”。而在中国也有一个“维新”,那就是“戊戌变法”,而这一变法不仅没能成功,而且以悲剧性落幕,只维持了一百多天,被称为“百日维新”。

“百年维新”与“百日维新”不可同日而语,但一提到“百年维新”,自然会使人联想到“百日维新”。“百年维新”与“百日维新”名同实不同,因同果不同。

应该说,两个“维新”都有相同的动机,相同的目的。面对危机、面对内忧外患,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即“图强”、“求富”,都向西方学习,把西方的文明、技术移植到本国来,改造本国的制度,“开化”民众的风气。一个是“废藩置县”、“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地税改革”、“版籍奉还”、“脱亚入欧”;一个是“废八股”、“办新式学堂”、“开言路”、“裁减绿营”、办农会商会、开设报馆、银行、矿务铁路、训练精兵……都是雄心勃勃,义无返顾,但结果却大相径庭,这里的原因众说纷纭,其说不一,但发动者对现实的了解和因应现实的能力,也就是说主观与客观是否相符却是不能忽视的。

其实,事情的开始就决定了事情的结果。“明治维新”顺应了日本民族情绪,因应了民众的迫切需要。当时的日本农民、市民暴动此起彼伏,强藩、下级武士普遍对幕府不满,此时维新派及时抓住时机,发起“尊王倒幕”运动,抬出天皇,“倒幕”成功,改革派掌握了实权,成为实行维新的前提条件。因而能“上下一心,盛行经纶”,“文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速其志”。而“戊戌变法”只是不掌握实权的光绪帝和几个书生在甲午战败后看到了整个社会的弊端而急于变法,而整个权力集团却不想大改,甚至固执短见,只图自保,民众也无改革的强烈要求,整个社会缺乏要求维新的内在动力,因而“戊戌变法”一开始就脱离当时的政治现实,动机和效果并不统一,只能是一相情愿,幼稚和无知。

除了对政治现实无知,对西方的文化、制度的粗糙了解,不知彼也不知己外,“戊戌变法”的维新人物梁启超、康有为等也缺乏勇气,用幻想来代替实际,用希望来代替改革,虽有奉献精神,但对残酷的现实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准备。他们不想动摇制度的根本,而只寄希望于他人,寄希望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来改变现实,并且急于求成,没有有力的力量做为基础,因而在事情的过程当中就没有成功的把握。而“明治维新”则有“东方俾斯麦”之称的大久保利通等一批精英推行,他们目标坚定,百折不挠,死死抓住夺取政权这个环节不放,在步骤上稳扎稳打,谨慎行事,施政方针再三斟酌后改定为五条誓文,而且善于利用形势,争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因而维新能一以贯之。他们不但有勇,而且有谋。

“明治维新”拜英美为师,学的是精神,就如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教导他们的:“如今世界各国,虽然都说要以礼仪相交,但那毕竟是表面文章,背地里实际上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而“戊戌变法”、“师夷长技以制夷”学的是枝节;“明治维新”改变的是体制,然后是皮毛,而“百日维新”改变的是皮毛,而不是体制,只看小处,不看大处,只注重器物层次方面的改革而不想在“制度化”层次上取得进步,只会处理技术性问题,而对大战略束手无策,因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百年维新”、“百日维新”,同是“维新”,但不同结局,原因还有很多,但其中的因果、曲折在不断地启发和昭示后人。

(文章来自网络,作者请与本频道联系)

[责任编辑:张哲] 标签:维新 日本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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