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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诗集:《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 一日一书


来源: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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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罪行

年轻的时候,没有留下一篇自己满意的作品,我只是一脚跨在诗歌的门槛上,转身便走了。直到有一天,我猛然发现自己的书架上没有新添一部诗集,我开始惊讶于自己生活的粗糙。我是怎样忍受了生活中没有诗歌的十几年?我究竟过着一种怎样糟糕的生活?事实上,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不只是我渐渐远离了诗歌,此时的诗歌也已是四面楚歌。曾经活跃的诗人,有的去了海外,有的进了监狱,有的改弦更张,有的走向灭亡。种种不祥的征兆像是电影《死亡诗社》的结局。在诗歌没落之前,最轰动一时的是两位极具才华的诗人相继死去。一九八九年海子在北京自杀,四年后,顾城在新西兰的激流岛杀妻之后自杀。

海子与顾城的死,为九十年代诗歌之死写下了阴郁、沉重的注脚。再后来的情形,年轻读者亦不陌生。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人们远离了心灵生活。八十年代的海子曾经在《遥远的路程》中眺望远方--“我的灯和酒坛上落满灰尘,而遥远的路程上却干干净净。”十几年后,北岛却在《波兰来客》中伤感地怀念起九十年代以前的生活--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伴随着网络文本的兴起,与诗歌一起被送上手术台和被告席的还有广义的文学。昔日的诗人甚至开始宣告诗歌已死或文学已死。大众文化里,“文学青年”这个曾经让少男少女眼前一亮的词汇,渐渐被缩略为“文青”,沦为贬义--如今谁还会像八十年代一样在征婚启事上标明“热爱文学”呢?与此同时,一些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学者、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将二十世纪这场失意的革命的源头指向文学。他们认为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染上了“文学病”--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不是文学家本身,就是文学家出身,而这百年病症需要新兴的社会科学家群体方可医治。

我承认,最初读到类似观点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但也很快起了疑心。如果说“文学病”的症状是感性压倒了理性,又怎么解释乔治·奥威尔的文学作品《一九八四》、《动物庄园》所具有的历史洞见?同样是诗人出身的弥尔顿又怎么能写出石破天惊的《论出版自由》?而大律师罗伯斯庇尔又为何没能带领好法国人,让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如果文学必须为一代人的愚蠢担责,文学岂不成了替罪羊?

更别说诗人中还有徐志摩,其对苏联模式的洞察,深度不在乔治·奥威尔之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胡适甚至都一度开始赞美苏联,认为那是一种政治试验时,徐志摩却在1925年苏联的旅行中看到了让他毛骨悚然的黑暗:

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和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暗森森的雀山,你站着;半冻的莫斯科河,你流着。在前往二十世纪的漫游中,莫斯科是领路的南针;在未来文明变化的经程中,莫斯科是时代的象征。古罗马的牌坊是在残阙的简页中,是在破碎的乱石间;未来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间,是在人类鲜艳的血肉间。莫斯科,集中你那伟大的破坏的天才,一手拿着火种,一手拿着杀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好叫千百年后奴性的人类的子孙,多多的来,不断的来,像他们现在去罗马一样,到这暗森森的雀山的边沿,朝拜你的牌坊,纪念你的劳工,讴歌你的不朽!①

有时候我简直是一个宿命论者--例如,我觉得这世界的罪孽实在太深了,支节的改变,是要不到的,人们不根本悔悟的时候,不免遭大劫,但执行大劫的使者,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还是人类自己。莫斯科就仿佛负有那样的使命。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天堂之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②

徐志摩是感性的,同时也是理性的。在他那里,感性与理性是互相救济的,他不会因为理论的说教而丢掉对现实的敏感,不会用理性驱逐心灵。借用他的话,诗从来就没有犯下罪行,“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真正犯下罪行的是人类自己。

在《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里,徐志摩看到了苏联人的个人自由将被缩减到零度以下,由此看到了输入革命的可怕。在那里,托尔斯泰的书被化成了纸浆,改印列宁的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儿差点饿死。在如何看待苏联的问题上,徐志摩收回了自己对罗素的批评,意识到“俄国的文化是荡尽了,现在就靠流在外国的一群人,诗人,美术家等等,勉力来代表斯拉夫的精神”。① 徐志摩自况是一个“一肩行李,两袖清风”的书生,而且也不是国家主义者,但他坚持认为同时代的中国人以借来的方法实现借来的理想,是一种“可耻的堕落”--“假如革中国命的是孙中山,你们要小心了,不要让外国来的野鬼钻进了中山先生的棺材里去!”②

此前,说到中国的古典诗词,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如果唐宋时期的诗人、词人能够多写些所谓“理性、建设性”的文章,而不只是抚着青楼的栏杆抒发离情别绪,中国的政治史会不会好看些?当时有此想法,也是感叹中国文化积累中的“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可仔细一想这又何尝不是在“抒发情绪”?历史走到哪一步,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岂是几位诗人、词人所能左右?王权主义奉行愚民政策,时常判决被强奸者有罪,还谈什么“诗人误国”,实则是“国误诗人久矣”。更不要说,诗人抒发情感,也是人性所需。《诗经》之所以能够穿透历史,流传至今,自是因为那些古诗融汇了人类共有之情感。

你不能因为有人写告密信,就论定书信是罪魁祸首,而忽略那个告密者以及给他打赏的人。同样是诗歌,两个人写出来效果不一样,一个人在不同的时代的表现也不一样。试想,1921年写《天上的街市》的郭沫若和三十年后写《我向你高呼万岁》① 给斯大林祝寿的郭沫若,还是同一个人吗?不明事理的人给文学注入迷魂汤,明白事理的人给文学注入理性精神。这一切与文学在本质上是否理性并无必然联系。

至于海子与顾城之死,只要就事论事也不难理解,无论两位诗人自杀还是杀人,和诗歌并无必然联系。毕竟,在无数写诗的人里,这些都只是小概率事件。更何况,哪个行业找不出类似的小概率事件呢?

文学归根到底是人学,是人首先病了,才反映在文学上,而不是相反。在此基础上,尽管我承认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没有担起理性和心灵的责任,但我相信这不是文学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如果文学有问题,那也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熟悉现当代文学思潮的人知道,二十世纪中国也曾有过自由文学的风潮,胡适一代人的文学改良,即从拒绝“文以载道”开始,关注文学的自由与人的自由。既然文学是人学,文学的自由自然直接关系到人的自由。如自由文学一脉所主张,“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胡秋原)。文学“永久的、绝对的任务”是表现生活、创造生活、认识生活,反对按“极精细的政治观点规定的”指导大纲来写作(苏汶)。当文学背离了人,开始受制于某一风潮、学说、主义的摆布,文学便已经远离了自由,名存而实亡。在此基础上,声称“文学祸国”,无异于对文学进行二次迫害。

如果承认文学是人学,承认其价值在于对人的命运的普遍关照和思考,那么,文学就不应沦为“匕首和投枪”。文学的阶级性和党派性,一方面使文学变成了“致命的武器”,另一方面又使文学变成了柔软的化妆术。

真正的诗歌“发乎心”,是从内心走出来的,而非政治施压或施肥的产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曾经出现过“诗歌大跃进”。据说我老家江西省参加写作的有两百万人以上,写出四百多万首诗。人们用诗来歌颂高产卫星、大食堂、军事化。这表面上的“诗歌大跃进”,实则为“诗歌大跃退”。

如上所述,在青春期艰难困苦的那段时光里,我曾经遇到了诗歌,并且写下了愁肠百结的句子,让我至今不愿重读。但我并不敢说是诗歌毁坏了我的生活,毕竟,那个年代的痛苦、寂寞是真实存在的。对我而言,这些诗歌更像一个时空隧道,让我能够看到当年的自己。也是相同的缘故,我可以借着这个隧道和维度,走进文明的现场,了解更多的历史与心灵。而这一切对于增进我的理性与情感也是大有裨益的。

譬如我对历史课本以外的汪精卫的了解便是从他的诗词开始的。今天我们无法回到历史现场看个究竟,但《双照楼诗词稿》的确为世人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汪精卫。且不说流传甚广的“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我读中学时,有朋友临别赠言,给我写的便是汪精卫的另一首诗:

十年相约共灯光,

一夜西风雁断行。

片语临歧君记取,

愿将肝胆压柔肠。

与原诗不同的是,他将最后一句改成了“愿将肝胆换衷肠”。当时觉得情真意切,感动不已,后来才知道朋友是借了汪精卫的文采。

在主流价值的灌输和压力下,没有谁对汪精卫的重新评价不小心翼翼。这包括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谈到两位民国县长“一个保社会,一个保国家”时的谨慎态度。但为什么胡适、叶嘉莹对汪精卫另有疼痛和评价,而不是简单地给他戴上一顶“汉奸”的帽子?汪精卫死后,胡适在日记里写道:“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行有‘烈士’的complex(情结)。”而叶嘉莹也在她的演讲中提到汪精卫有“精卫情结”,并以《见人析车轮为薪作此歌》一诗为证,称汪精卫以“劳薪”① 自许,宁可把自己烧了,蒸出一锅饭来给大家吃。这个观点倒是呼应了当年汪精卫愿意“以身饲虎”的说法,虽然目前并不为主流人群所接受。

我引证汪精卫的这些旧诗,只想说明一个问题:诗词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些可能的线索,它在一定程度上重申了我们生存的意义,道出了一些隐秘的内情,尽管有时候显得矛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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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严彬]

标签:熊培云 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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