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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漠:打碎对生命的执著

2010年06月21日 10:23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雪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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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凤凰网读书 / 雪漠专栏

我一直想写生活在另一个“时空”中的人们。他们生活在世俗世界之外,有着自己独有的生存模式。他们追求灵魂的安宁,而忽视红尘的喧嚣。他们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活的理由,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有自己的灵魂求索。不进入他们的世界,是不可能了解他们的。

虽然《 西夏咒 》中的每一个人物在生活中都有原型,但正如曹雪芹所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要知道,这些看似是呓语疯言的东西,其实是另一个群体最真实的生命体验,你不妨将他们称之为“形而上的人”。不过,他们的存在并不是无意义的。他们代表了某一个人类群体的灵魂求索。写他们时,我焚香沐浴,澄心洁虑,一片虔诚,但完稿后我才发现,那文本,竟然变成了我想都不曾想到的模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写成现在的这个样子?

我由不了自己。我的每本书,都有着各自的宿命或命运轨迹。

真正的作家仅仅是个母亲。他只能为腹内的孩子提供养分,却无法按自己的习好设计孩子的长相和性格。不过,他至少要做到一点:尊重对方的人权。他和自己的孩子应该是两个有主权的国度,可以对话,可以交流,可以援助,但不可以侵略。

同样,我也不想侵略我的孩子。

我只想说明一点,这本书,跟我别的作品一样,是用我的生命孕育的。我没有任何游戏的成分。它代表了我对那个独特世界的独特体悟。需要强调的是,《 西夏咒 》中的那个看似荒诞的世界,其实也活在每个人的心里。

人生是个巨大的梦幻,同时也是现实的存在。在那存在和梦幻之间,定然会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一个作家想说清它,也许是吃力不讨好的,但我终于还是将它渗透在书中的那些胡言乱语中了。你自可不焚香,不澄心,但要相信,我是在一种极度的虔诚中写作此书的。

《 中国作家 》原副主编杨志广先生在临终前给作家出版集团何建明先生的信中称:“《 西夏咒 》的确是雪漠很重要的一部作品。”“这是一部从文学角度看非常有特色、非常有价值的作品……作者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倾注了真诚、灵魂与心血。”

如果说《 大漠祭 》 《 猎原 》和《 白虎关 》的写作是投入了我的生命的话,那么《 西夏咒 》的写作便是融入了我的灵魂。写它时,我一直处于一种激情喷涌的状态。

它源于心灵的真诚,从不曾有故弄玄虚的机心。仿佛,它本来如此,非关人力。我的所有创作,只是在坐上禅修的间隙所为,更是我禅修的另一种方式。在写作和人格修炼之间,我更看重后者。

所以,表面看来,它虽有数稿,但那所谓的修改,仅仅是冷静后的艺术打磨,更是一种机缘上的等待。我一直不敢轻易外寄,总怕不理解的编辑会亏待了它,坏了缘起。

感谢作家出版集团、何建明先生和编审们的理解和宽容,才使它有了面世的机会。

明眼的朋友可以看出,它似乎跟时下的那种小说不太一样。至少,它宣告着雪漠已经走出了过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再一次“打碎”了自己。

在我的前半生里,第一次打碎的,是对生命的妄想。

我曾在《 狼祸 》“序”中谈到了这一点:

生在西部农村,最大的好处,是能感受死亡。大都市太喧嚣,每每将心淹了。死亡的声音,总显得稀薄,很难唤醒快乐或苦恼的城里人。

我住的地方更静,物欲便淡了。那死亡的声音,就大逾天地,充满虚空。用不着专注聆听,那哀乐声、发丧的唢呐声、号哭者便会自个儿来找你;老见花圈孝衣在漠风中飘,老听到死亡的信息,老见友人瞬息间变成了鬼,老听人叹某人的死亡,而随后,叹人者亦变成了被叹者……

我是很小的时候就觉察到死亡的,老觉那是个可怕大洞。侍在身侧,老想往洞里拖我。我昼夜发抖,恐惧这世上竟有这样一个东西。渐渐,我明白了,不但人会死,那月亮,那太阳,这地球,都会有死的一天。于是,我心中又升起一个疑问:既然终究都得死,这活着,究竟有啥意义?

虽然我“理”上对生命的打破很早,但“事”上的真正体验却源于我深爱的弟弟陈开禄的去世。

弟弟很想吃官粮,故名“开禄”,但他奋斗到死,也仍是一个农民工的身份。求禄者无禄,善良的愿望,总是被命运撞个粉碎。

我曾在《 大漠祭 》的“后记”中写到过:

弟弟的死,很大程度上修正了我的人生观,并改善了我的生存质量。掩埋了弟弟不久,我的卧室里就多了个死人头骨,以充当警枕。它时时向我叫喊“死亡!死亡!”,提醒我死亡随时都会像光顾弟弟那样光顾我。所以,我每天给自己打的考勤,是以小时来计算的。我做一些事情,总要算算值不值得浪费我黄金买不来的生命。因此,我才能对西部文化的各个领域做相当的研究,且多能著书立说自成一家。

弟弟留在人间的,除了不满三岁的女儿和才出生两个月的儿子外,还留下了几页日记。他死后,房子、家具、衣物……一切都成了别人的,甚至包括他的妻子。但那几页日记却是他的,上面记载着他心灵的挣扎。这使我忽然感悟到生命的易逝和文章的相对永恒。

为了供我上学,弟弟过早地离开学校,去卖苦力。他的死击垮了我,很长一段岁月,我处在半痴呆状态。我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每看到乌鸦啥的,我就当成是弟弟化的,总要像鲁迅《 药 》中的老女人那样和它对话。那时唯一的快乐在梦中。因为梦中的弟弟活着。虽说他阴沉着脸,不和我说一句话,但我还是盼望常做这样的梦。痛苦的是,这梦也很稀罕,后来竟绝迹了。

那时,我可悲地发现,一切都没有意义。死亡来临时,读的书没有意义,盖的房没有意义,写的文章没有意义。若真能写出传世之作,但一想宇宙也有寿命,便知那所谓传世的,仍是个巨大的虚无。地球命尽之日,托尔斯泰也没有意义。于是,我曾许久地万念俱灰。

这种幻灭感的改变在我接触到佛教之后。当我看到佛舍身饲虎和割肉喂鹰时,我忽然发现了意义。这意义,便是那精神。那虎鹰和身肉,均已化为灰尘,但那精神,却以故事为载体,传递给千年间活过的人。这精神会照亮心灵,许多人因此离苦得乐了。这,便是意义。

文学的意义亦然。其意义,非名,非利,而在于文学该有的那种精神。前者如过眼烟云,后者则可能相对永恒。

我认为,好的文学必须做到:这世上,有它比没它好,读它比不读好。因为它的存在,能使这世界相对美好一些。如果达不到这一点,就不是好文学。

[责任编辑: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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